歐巴馬總統今年在國情咨文演說中強調，他將為中產階級奮戰，克服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喜萊莉‧柯林頓如參選總統，預料也將以爭取中產階級選民的認同為競選主軸。美國中產階級近年普遍感受被富人和窮人兩頭擠壓，日子不好過。兩黨政治人物近年來對中產階級開出的支票兌現有限，事實上，美國中產階級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民主黨傳統上關注窮人福祉，共和黨則較傾向富人利益；兩黨政治人物都宣稱照顧中產階級，但現實裡，中產階級卻變成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夾心餅干。1989年美國家庭中間收入（median household income）為5萬1681元，2012年卻降至5萬1017元，23年來不升反降。40年前美國中產階級占總人口61%，40年後卻縮減為51%。中產階級不但變更窮，人數也變少。

　　據美國稅收統計，包括個人所得稅、薪資稅、資本利得稅、產業稅、銷售稅等在內，年收入最底層的40%民眾繳付7.4%稅收，中間的55%民眾負擔55.3%稅收，收入最高的5%富人占收稅收37.1%；亦即人數最多的中產階級承擔大多數稅賦。由於各種合法避稅抵稅，富人繳稅有限，「股神」巴菲特曾公開說，他納的稅比他的秘書還少，而窮人基本上要繳的稅非常少；這就是兩黨在稅法妥協後，對中產階級造成的「夾擊效應」。

　　在社會福利方面，中產階級也不幸加入受惠大軍。從失業救濟金、糧食券、母親與嬰幼兒補助計畫（WIC），到學前教育輔助計畫（Head start Program）等，固然構成保障低收入民眾的社會安全網，但美國窮人卻越來越多。2008年生活在貧窮線（poverty Line）以下的民眾為13.2%，即3910萬人，2012年增至15%，即4620 萬人。新增的710萬窮人，絕大多數是原來的中產階級。

　　在最低工資方面，中產階級也被擠壓。歐巴馬與自由派人士不斷鼓吹調高聯邦最低時薪至10.1元， 甚或更高。加州基本工資將自7月起，從八元調至九元，2016年再漲至十元。最低工資不是不能漲，問題在於漲多少才合理。重要的是， 漲完基本工資後，聯邦設定的貧窮線，即發放社會福利的主要依據標準，不能也跟著調高，否則調薪就變沒有意義。

　　最低工資的「不可逆」特質，從來只往上漲，不會往下降。對中產階級調高最低工資反而具有擠壓作用，因為絕大多數私人雇主依法調高最低工資後，並不會跟著調漲中等收入員工薪資，兩者收入差距變小，相對而言，中產階級變比較窮了。如果認為靠調高最低工資就能解決貧窮問題，就像認為美國政府藉狂印鈔票，就能挽救經濟景氣與支付國債一樣，不切實際。

　　健保改革方面，歐記健保實施後，低收入戶是最大受益者，而得不到政府補貼的中產階級，無論新加入歐記健保或由雇主提供健保，保費都大幅上漲，醫療品質卻未相對提升，中產階級又被剝了一層皮，明顯是大輸家。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大學學費上，富人自然付得起高昂學費，低收入戶則可獲得聯邦與州補助款，最擔心上不起大學的反而是收入不高不低的中產階級家庭。

　　無可否認，美國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前1%富豪擁有20%收入，前20%人口擁有全美50%以上收入，而再後40%人口只擁有12%收入，最後的20%人口僅有3.4%收入。歐巴馬政府與自由派經濟學者警告，這種現象將形成經濟危機與社會不安，隱然為先前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作合理解釋，也有意無意地製造「仇富」社會氛圍。但與其仇富，製造階級仇恨，不如增加富人稅。事實上聯邦最高稅率自2013年起已從35%升至39.6%，追查海外帳戶的肥咖條款雷厲風行，也使放棄美國籍者達新高。

　　不同學者對中產階級有不同的定義，總結而論，中產階級的指標其實門檻不高：有一分穩定工作、付得出日常生活開銷、可負擔得起的健康保險、供得起子女讀大學、能存下一筆退休金、手上有一點閒錢可假期旅行休閒之用，如此而已。

　　中產階級是社會的中堅，美國經濟需要中產階級帶動才能真正復甦強健。與其專注「仇富、濟貧」，歐巴馬政府施政優先順序應是讓中產階級也能「富起來」，才是正本清源的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