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巡视北京，受到中国境内外媒体的广泛而热烈的关注。他的亲民、厚道、自然的待人风格和谈吐，也引来一片喝彩。然而，很遗憾的是，他的那番关于北京城市定位与规划的讲话，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笔者认为，这番话其实是真正的棉里藏针，他同时表达了希望与失望，也抛出了一柄寄语与警告的双刃剑。

　　习近平在泛泛地“赞”了几句北京的成绩与优势后，话锋一转就直言北京“也有许多令人揪心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批评。接着习近平就说：“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很明显，这不仅是对现任北京决策部门的批评，也是对长久以来北京在城市类型、城市定位和城市规划上的失误与折腾的批评。

　　北京的发展目标显得模糊、城市定位一直处在游移之中，早在建国初期就留下了伏笔。这座千年古城，自明清之后便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1949年之后，中央政府提出，要让北京这座单纯的消费型城市变成一座为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的生产型城市。那个时候人们理解的“生产型城市”就是工业化甚至就是重化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化工、汽车，当然也可以适当地有些轻工业。而对科技教育文化艺术这些北京的智力上的“特长”算不算生产力，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不是“软实力”与“经济增长点”，则全然不知、浑然不觉。显然，这样一种旧工业化的城市发展目标当然就要与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也与这座城市自身的生存密码和发展基因完全不相匹配。于是就有了梁思 成等人保护旧城的主张与当时北京建设规划的冲突，就有了这位学者在争辩后的“惨败”和他抱着城砖的恸哭！无数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证明，城市类型的突然转变，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在发展目标和发展类型的上轻易转变，往往是城市发展道路发生断裂、屡遭挫折、甚至酿成人为祸患的第一步！

北京走回生产型城市老路

　　文革十年，北京的发展几乎完全停顿。改革开放本来是它可以对自己加以重新定位的大好机会，但遗憾的是北京却依然要走重化工业生产型城市这条老路，而且是“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大都市的老路。北京，作为大国之都和文明古城，本来就已承担了足够沉重的国务与政务负担，现在又加载了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大都市的重任。这种思路体现在交通上，就有了“打通两厢缓解中央”一环套一环的谋略。体现在城市建设上，就应运而生了著名的“摊大饼”模式。无论是“环环相套”的道路还是“摊大饼”式的建设，都必须面对一条被称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的存在。这条街具有非凡的磁场，它让一切规划与设想都发生了变异，使“缓解中央”的道路设计变成了“紧张中央”，把“摊大饼”式的卫星城规划变成了“睡城” “鬼城”“空城”。问题就出在它具有中国任何一条街道所不具有的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与特殊功能。在区区不足百公里的主线和延长线上，长安街可形象地喻为“中南海”的左膀右臂，它要承担起国务活动、重大会议、外交往来、庆典礼仪、商业贸易、旅游参观、文化娱乐、科技发展、金融保险、国家枢纽、国家安全、司法监察、军事指挥、市政建没、文物收藏、铁路交通共16大功能。功能之多承裁之重真可称为世界奇观了！它不仅是对北京市政府能力的严峻挑战，而且也是对整个国家管控与治理能力的挑战。这是北京迈入僵局的第二步。

　　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从申办成功到圆满落幕，可以说是修正北京的发展模式、确定自身城市类型与定位的极好的历史机遇。北京似乎也多少意识到举办一届“绿色、人文、科技”奥运的目标，同样适合于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内涵。但举办这种国际盛会的巨大成就，使北京不是平添了改革的锐气，却反而多了一些自满的慵倦之气。就在奥运过后人们还处于自我陶醉之中，意识尚有懈怠之时，来势汹汹的大城市病就一下子困扰、缠绕、包围了这座大都市。加上各级领导机关充斥了一批心态浮躁无心工作专心升迁和权力寻租的公职人员，“城市病”的爆发犹如脱疆野马，城市治理水平急剧下滑。难怪人们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常听到一些老人又气又急地质问：“咱这北京城还有人管吗？！” 习近平近日在巡视北京时的讲话，是对长期以来首都规划上的失误、折腾以及种种非科学处置的批判性思考，也是他对这座城市的类型、定位和规划的战略性考量。他认为北京的核心功能就是四大中心，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其他的七七八八都是需要调整和疏解的非核心功能。北京现有的工业项目必须进行优化，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笔者以为，习关于北京城市四大核心功能的战略定位是解困北京的不二途径，也是北京能否回归其真正属性的唯一选择，更是使其成为一座既有浓郁传统文化色彩又有现代国际大都市风格的宜居城市的最后希望。北京最后的希望就在于科学的城市定位，在于改弦更张地走向新生，在于除旧布新的转变与转折。否则，这座担任了 共和国首都已达65年的大城，将不会迎来70年“整寿”的光荣。现有的一切内外压力与矛盾都将迫使中国做出迁都、部分迁都、或建立“双都”的痛苦决定。

　　希望与警示同在。问题是，北京的当家人能听得懂中国当家人的肺腑之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