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日本政府对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进行“国有化”后，围绕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中美日这三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关系进入了令人忧虑的境地。除了中日之间频繁的外交抗议和相互指责，以及两国公务船和海空军力量的近距离对峙，作为日本的盟国和战后西太平洋霸主的美国也日益卷入其中。

　　尽管各方都知道由于突发事件造成事态升级的危险，然而具体缓和紧张的行动并没有看到，原因在于各方的政策逻辑实际上相似，即相信理性威慑的有效性。而到目前为止东亚安全局势没有发生“失控”，可能也让人们认为“理性的威慑”贡献了“理性的后果”。问题在于各方自我认知的“理性威慑”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叠加，而是一个动态多向的互动叠加，这就意味着中美日的三边博弈存在着成为一场带来不理性结果的危险游戏。

逻辑前提的惊人相似

　　第一，中美日坚信自己决不会是可能引发战争的一方。美国人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同盟网络，军事前方展开和介入地区安全争端都是为了维护地区的稳定，即使被说成是为了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至高无上地位的霸权主义也并不在乎，因为美国坚信战后的历史证明美国的霸权维护了和平并带来了繁荣。在美国看来，只要崛起的中国更愿意主动地接受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本地区的安全就会有保障。与此同时，面对中韩质疑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人会告诉你经过了二战的惨败怎么可能重蹈覆辙，而且一个已经民主和富裕的日本如何动员得了年轻人去战场。

　　相反，一些日本人提醒中国不要犯日本在上个世纪30至40年代的错误，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中国则不断地告诉世界：“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第二，中美日怀疑对方有可能成为莽撞的冒险者从而引发战争。由于日美存在同盟关系，中美日三边关系可以简单看成是中国对日美同盟的关系。从美日来看，中国实力增强，决策多元化，军队发言权增加，民族主义高涨情况下在外交上就会更加咄咄逼人，在安全上就更加可能采取强硬手段，从而增加军事冲突的风险。

　　从中国看来，美国为了维护霸主地位遏制中国发展，因为美国所谓的再平衡实际上是进一步全面加剧本来就极其严重的不平衡。中国认为日本则积极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机会在安全，历史问题上频频挑衅中国，在安全上加强军备和政治家的右倾更加深了中国认为日本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可能。

威慑逻辑动态互动的危险

　　基于上述两点认识前提，即对于自身善意的坚信不疑和对另一方恶意的强烈认知，使得中美日三方都认为只有采取理性威慑的政策才能遏制对方采取不理性政策的倾向，使其停留在理性决策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和平。因为任何的退让，都可能被带有恶意的对手看成弱的表现，那样对手下一步就会得寸进尺要求更多；相反坚决回击和坚毅对应会让对手重新考虑挑衅的成本，从而修改或者放弃原有的野心，这就是威慑逻辑的核心所在。

　　在国际关系中，无庸讳言威慑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选项，适度的威慑会起到事半功倍效果，然而过度迷信威慑逻辑则容易造成威慑的轮番升级，带来本来为了实现更加安全，相反更加不安全的相反结果。

　　日本不断地让美国重复表态《日美同盟条约》适用于保护钓鱼岛。日本主流媒体认为，2013年初日本公明党山口津男作为日本首相特使最后获得习近平会见，正是因为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态起到了威慑作用。而中国外交部尽管对希拉莉发言表明了强烈和坚决反对，但这个声明是在希拉莉发言后的一天半后出现，却让日本人认为这是“中国方面为了避免同时与日美为敌才采取了软化的态度”的表现。

　　这样的认识事实上人为地缩小了双方进行积极沟通的自由度，而不能够示软的心态的互动结果就是目前高层交往断绝的状况。美国认为中国的军事挑战是在试探美国和日美同盟的底线，因而鼓励日本更加在安全上更加积极，以及增大联合军演向中国传递威慑的信号。与此同时，美国又担心明确其在 钓鱼岛上对日本的条约义务会让一些日本政治家有恃无恐挑衅中国，然而对日本保证不足同样可能引发日本单独行动的欲望。

　　美国的威慑逻辑是一个脆弱和危险的平衡术。中国则同样认为只有威慑才能遏制日美联手，一些精英提出中国要告诉世界我们要制造多少航母，这反而会让其他大国安心。有的干脆要求中国放弃和平浪漫主义，要让中国变得强大以至于没有人敢想同中国一战。中国批评美日在安全上对中国采取威慑政策的时候，事实上自身的逻辑同样也是威慑。

　　由于国家经常性地缺乏判断其他国家特别是对手的战略意图，因而认知往往取代证据作为判断依据。为了不让对手“误判”自己，威慑也常被无意识地放大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殊不知威慑理性的叠加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非理性后果。中美日三边关系更需要构建战略互信，而不是迷信威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