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深度转型与阶层显性分化过程中，“蚁族”成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着力消除城乡差别、缩小贫富差距，并去除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蚁族”这个敏锐而独特的群体自会消失。
【侨报3月27日社论】近来，“蚁族”一词在大陆大热，这一族群指的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如蚂蚁般弱小，亦如蚂蚁般坚强，他们收入不高，却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渴望融入大城市，却艰难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被打上了悲情与卑微的烙印，但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渴望平等与尊严。
有关“蚁族”的话题不但频频见诸媒体报端，占据了网络数百万个词条，更成为中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蚁族》一书还登上中国高层官员的案头枕边……“蚁族”问题引发中国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争论中，有人把“蚁族”的出现归咎于大城市高不可攀的楼价与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事实上，物价因素只是“蚁族”问题的一个表象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以及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公。
据学者调查，“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贫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他们在大城市里既无根基又无人脉，甚至很多家庭为了供子女上大学全家勒紧裤腰带，不惜举债。这让他们在各种“拼爹游戏”中处于劣势，也让他们在大城市中的生活倍加艰辛。
有媒体近日援引一组美国“富二代”与“穷二代”的收入对比数据指出，背景不同的学生大学毕业后15年左右，来自最穷家庭的学生年收入为67490美元，来自最富家庭的学生则达85842美元，其间相差20%。对于这一数字，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William Bowen解释，贫困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处于劣势（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高薪专业学费不低），上学期间因为半工半读，也会影响功课。另外，因为没有任何关系门道，求职也到处吃亏，更不用说偿还学贷的压力使他们难以进行“资本积累”。因此，他呼吁加强对贫困学生的奖学金支持，改变“穷二代”、“富二代”遗传的格局。
而在中国，“蚁族”更别指望能拥有“富二代”80%的年收入。他们需要的只是基本的民生诉求，渴望与其他人有同样留在大城市的权利，渴望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渴望通过公平的竞争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是，当理想遇到现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能在相对低收入的工作中疲于奔命，在艰难的生活中坚强地生活。
许多人建议大学毕业生不要留在大城市当“蚁族”，应该去二三线城市或是自己的家乡工作。
众所周知,“蚁族”之所以在归去来兮之间徘徊，之所以忍受着孤独与卑微扎堆大城市,决不仅仅因为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与高楼林立，更多在于大城市比起他们的家乡，工作机会更多，工资待遇与教育培训的条件也更好。“蚁族”们走进大学，留在大城市，已不单纯是为了生存，他们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获得一个超越父辈、向上走的未来，甚至于给自己的后代一个脱离困境的前景。
而离开，也不是解决“蚁族”问题的根本出路。“蚁族”们或许会因为低廉的房价和压力较小的工作而感到一丝轻松，但当回归成为大潮，二三线城市是否有这么多就业机会容纳他们，房价是否还会继续低廉？那时又会不会催生出新一批二三线城市“蚁族”？
地区间社会资源的严重不平衡才是问题根源。近日，有媒体报道了“上海式贫困”与“北京式富裕”的“相对论”：一个月入5000元（人民币）的上海外来者因为租房、日常开销、照顾在农村的家人等问题可能生活拮据；而一个月入只有1000多元的“北京土著”却因为有房子、有父母“罩着”、受教育更容易而生活悠哉。
这就是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地域差异，这就是地域差异造成的人生不公平。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蚁族”用他们特殊的存在方式提醒着人们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大城市飞速发展，农村和小城市却相对落后。
从人性的角度讲，我们理应对年轻而沉重的“蚁族”们给予更多的尊重与关怀，并伸出援手，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与就业环境；从历史的角度讲，在中国社会深度转型与阶层显性分化过程中，“蚁族”成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着力消除城乡差别、缩小贫富差距，并去除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蚁族”这个独特的群体自会消失。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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