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非正统红二代 被称第四梯队

　　所谓“权贵太子党”，指的是父辈并非中共建国元勋，而是在1949年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登上政治舞台巅峰的官僚的子弟们。这些人与那些“根正苗红”的太子党——习近平、俞正声等人并不在一个群体，他们没有习等人“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政治责任感，因此极少直接进入政坛。

　　他们的年纪也更为年轻，之所以被称为“权贵”，是因为大多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他们擅长利用父辈的资源、人脉，在政商两界辗转腾挪，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通过另一种方式登上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对于这个群体的剖析，既不能完全流于权斗和斥骂的境地，认为这些人一无是处，仅仅靠着父辈的荫泽而得福。毕竟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有一定才学的；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个群体作出总结和前瞻性的展望，他们究竟与习近平等人有着何种的差别？尤其在周滨成为众矢之的之时，这一群过去一直隐藏在金钱和权力背后的人，又将做出怎样的改变？这些都成为对中国政治有兴趣的人所关心的话题。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出任中共总书记之后，舆论对于“太子党”这个话题的讨论一直乐此不疲。盘点目前的中共高层，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李源潮、刘延东等人都是根正苗红的“太子党”，他们的父母都是中共执政后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团队成员或中共革命时期的元老，这种情况一度被解读为“太子党把持中央”。曾经有分析将中共“太子党”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指经历过战争环境，在中共建政前或建政初期即被送到苏联接受斯大林主义教育，回国后陆续占据党、政、军、商各重要部门的一批，如江泽民、李鹏、曾庆红、李铁映等；第二梯队指“文革”前已陆续进入哈军工、清华大学等院校，即由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一批，如叶选宁、邓朴方、陈元等；第三梯队是“文革”开始时正在读中学、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三届”，不幸随父辈落难，在十几年后又随着自己父辈重新掌权的一批，如习近平、俞正声等人。

两会时尚：李小琳被称作“电力皇后”

　　但是所有对时政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太子党”，仅仅是一个为了“营销”而刻意制造出来的词汇，因为无论是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薄熙来乃至在野的一些红二代们，政治理念存在着很多差异甚至有的截然相反，在这个层面上将他们“结党”显然不适合。不过要承认的是，在这一群人身上，老一代的“革命”味最浓，对“革命江山”有责任感，人生观中理想的成分也相对较高。即使是薄熙来，在2013年公开受审之时，面对全国民众，依然说出了“请不要侮辱薄家的家风”的话，足见他们对于自己家族和江山之间的某种认识。

　　但是本文所要谈论的“权贵太子党”却截然不同。这群人的父母多是中共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后政治领导核心的团队成员，因此胡海峰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而多是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人，是第一批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身上政治气息已经很淡，更多的是现代化精英色彩。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其父辈只是“坐江山”且任期有限，对国家的“革命责任感”相对较弱，而且人生态度比较现实，相较习等人少些理想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算得上是中共太子党的“第四梯队”。

个人资质：多有留学经历 被指纯粹官僚子弟

　　上述的特征只是公众对于他们的直观感受，如何重新看待这个群体，此时更需要进行深一步的分析。

　　从年龄方面来看，这群人普遍是在1955至1970年之间出生，平均年龄在49岁左右，其中年纪最大的应该是出生于1951年的江绵恒，他甚至比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还要大上三岁。但是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上海分院院长、上海汽车集团、中国网络通信集团等多个企业董事的他，并没有像他的同辈们一样进入商界或者国企，因此在公众感受中，他依然被划为“权贵太子党”一代中。

　　年龄注定了他们既没有“喝着延河水长大”（中共建政前在延安出生），也没有“喝着伏尔加河水成才”（建国前后被送往苏联学习），更没有完整经历过“文革”、大跃进、上山下乡，但他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时代的烙印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更深，这些痕迹也为之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人生理念、道路选择埋下了伏笔。

　　在受教育程度上，不同于那一批在最该接受教育的年龄就经历政治的动荡，所拥有的学位大多是在进入仕途之后“在职”攻读的，1979年之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基本被抛弃，“权贵太子党”们在父辈的支持下，大多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也是第一批享受中国与世界交流成果的人，其中大部分人还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如温云松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温如春毕业于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朱燕来拥有加拿大萨斯克其万省雷吉那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这种海外求学的经历，一方面让他们不再对亲身参与政治感兴趣，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烙上了一层“社会精英”的烙印，决定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并非外界眼中的“八旗子弟”、“毫无能力”，毕竟在任何时候，教育、眼界、经验都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必备条件，无论是平民还是太子党们。

　　无论是年龄、人生经历还是受教育程度，都导致了一个结果，“权贵太子党”在政治理念上并没有那么强的“继承感”。这也是正统的红二代大为不满的地方，因为在很多人眼里，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后代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世世代代继承父辈的遗志，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天然的接班意识，通过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论证和一列制度安排，被合法化和正当化，执政党永不动摇的执政地位，通过红色后代的血脉相承而得以实现。和这种接班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救世意识，在许多红色后代看来，惟有通过他们发扬红色法统，才能拯救人民、创造共富。这种心态，在习近平和薄熙来身上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他们对于“财”看得并不重，而是更像他们少年时的偶像毛泽东那样具有“救世情怀”，在手段上也更乐于向毛吸取经验，如今天习近平进行的“群众路线运动”。

　　因此，那些“根正苗红”的革命元老的后代们不认可“权贵太子党”属于“红色后代”中的一员，认为他们是“纯粹的官僚子弟”。如胡乔木之女，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曾公开表示，“最近这些年，我们听到有‘官二代’的说法。但我们不是。我们是‘红二代’。我父亲那一代人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但是，今天的干部是为仕途升迁，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及利益。与此同时，他们的子女利用父母的权力获取巨额利润。”

人生理念：江山继承感不强 热衷担任官商中间人

　　理念决定人生道路，正因为对于“江山继承”的感觉没有那么强，因此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权贵太子党”们大多选择了经商，甚少进入政界。例如朱云来就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CEO，香港金融发展局成员之一；温云松现为优创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创始合伙人与创投基金CMT ChinaValue Capital Partners的创始合伙人、中国卫星通信集团董事长。商人重利，再加上他们的家族背景、身份，决定了“权贵太子党”们大都低调行事，而不像那些在政界摸爬滚打的“大哥”一样被频频曝光，以至于他们的名字在大陆网络上通常都是“屏蔽词”。

　　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现任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和刚刚以嘉兴市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胡海峰就是其中的特例。不过相较习近平、薄熙来等人从县级基层一步步做起，胡、李等人的起点显然更高。胡海峰直接出任地级市副书记，李小鹏起点更高，直接从华能集团总经理成为山西省常委、副省长。

　　除了从商和从政，“权贵太子党”的第三条出路就是充当“掮客”，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利用家族在官场的巨大人脉，游走官、商之间，从中搭桥，促成合作并提取好处。他们手中往往没有太多的实业，所促成的各个项目中，也不会写有他们的名字，但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及所获取的利益。这一类的典型代表就是李鹏的第二子李小勇与周永康之子周斌。尤其是周斌，随着这次周永康被调查，他在石油、政法、四川几个系统之间的巨大关系网被暴露在公众面前，相关消息各方报道不断，此处也无需赘述，但仅此一例，已足见这群“权贵太子党”的能量。

　　这种在政商两界辗转腾挪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国民众的不满，舆论通常所言的“既得利益集团”、“权贵资本”，通常特指的就是这群人。网络之上时不时也爆出“权贵太子党”们的丑闻，例如2013年10月，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李小琳卷入外资进入中国保险业的交易。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也以温云松的新天域资本为例，以一篇题为《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China：To the money born）的报道批评中国的太子党竞相参与私募基金，“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将削弱中国金融市场的专业化，“给公众更为恶化的中国高层裙带关系、权力无序的形象”。当然这些报道也被中国官方有意识地屏蔽，但是在中共十八大上，时任山西副省长的李小鹏则差点落选候补中央委员，排在候补委员名单的最后一位，被认为是民意的具体体现。

　　实际上，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内纪律最为严苛的政党之一，如何管理“太子党”，一直是每一任领导人头疼的问题。一方面，这些人的确是肆无忌惮，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真要惩治他们，就意味着影响到他们身后的整个元老家族，或明或暗，都势必受到各方掣肘和公关。当然也曾有人试图这样做过，例如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经为限制领导人子女的特权向一些人开战，他甚至亲自下令国安机关逮捕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被指涉嫌参与贪污和淫秽活动，直至今天，胡耀邦的儿子都认为，他父亲企图遏制太子党腐败的行为，是导致胡耀邦于1987年被迫下台的原因之一。

现状：政治前景不被看好 已有“太子”被查

　　正如前文所言，对于“太子党”这个群体，舆论不能一棍子打死。习近平就是最好的案例，虽然他出身元老家庭，但是经过两年的证明，他在总书记这个位置上做得风生水起，群众路线运动、八项规定、反腐整风、深化改革，一项项措施多是顺应民意，即使对中共再抱有敌视态度的人，都要承认习这两年为中共挽回了不少民意支持率。

　　更何况这种“太子党”现象，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中也极为常见，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商，得益于家族传统、经验、人脉和口碑，都是非常正常的。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都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政治家族，一个家族的后代中，有人从政，有人从商，相互扶持，从未被其人民认为是腐败行为，后代也不会拿前代说事。而且也并非所有的“红二代”都是权贵的代名词，例如今天缅甸的精神领袖昂山季素，就是典型的“太子党”。作为缅甸开国之父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长期遭受专制迫害，但她坚持以宪政民主理念引领缅甸政治转型，赢得人民支持。

　　权贵太子党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没有长期生存于社会底层的经历，但是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中西方制度、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如果他们不是生在领导人家庭，凭借着教育程度和能力，也多是“社会精英”中的一份子。这些人之所以今天的名声并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过度运用了政治权力，在政治和商业之间纠葛太深。

　　最为负面的代表人物还是周斌，在周永康案脉络渐渐浮出水面时，人们可以发现，从四川到中石油，再到政法系统，这些落马的高官、富商之间的关系已然构成一张大网，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周斌。他的惠生公司是蒋洁敏掌控的中石油四川彭州项目的主要承建商，他在四川与李春城、郭永祥瓜葛甚深，甚至有媒体曝出，他曾为已经落马的吕梁市市长丁雪峰买官，甚至周永康在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都警告周斌“不要到四川折腾”。

　　今天再看周斌和周永康家族的命运，再加上有报道称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双双被撤的消息，让李小琳连夜从香港赶回北京，和父母商议相关事情，显得李家对此事相当紧张，也都令很多政治观察人士产生一种“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命运恍惚之感。林语堂曾言，人生三大骗子是权、名、利，从周斌一事可以看出，遭受欺骗最多的恰恰是这些“权贵太子党”们。他们自以为自家“老爷子”是最大靠山，实不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像周斌那样过多地在政商中间太多“折腾”，指不定哪一日，就真的是因嫌金玉少，致使枷锁扛了。

　　那他们究竟是否能影响中国的政治前景？这一群人中，是否还会有佼佼者，如今天之习近平一样，成为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如果有，他们又能否凭借自己的经历和教育，推动中国政治与世界更好地融合？从目前来看很难。给这群太子党勾勒一副素描像，就可以看出他们是这样一群人——穿着定制的西服，出席在官员、商人的酒桌上，出现在经济版或者娱乐版的头条，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提醒着周围人，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和社会精英的身份。与此同时，在认识深处，他们太过于缺乏信仰，太过于逐利，他们懂红酒，懂雪茄，懂游艇，懂贸易，懂经商，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民情几乎不懂，对江山的概念一知半解，对信仰也多是嗤之以鼻（很多人甚至都不是中共党员），这让他们很难在政治上成为领袖人物。毕竟纵观历史，任何一位得到民众拥戴的政治家，都是凭借坚强的意志和不动摇的信仰而著称的。“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如果真有一天，他们中的某个人掌了权，或许某些评论所希望的能看到中国与世界“全面接轨”、更加开放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加大，反而更有可能把中国带向腐败的深渊。当然，对于这些“权贵太子党”的未来，因人而异，很难给出一个完整的判断，不过，也希望，随着中共政治的现代化和领导人交班的常态化，无论在政界还是商界，这种“权贵太子党”能够越来越少，他们可以更多地凭借自己的能力推动社会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依靠父辈的荫泽来博取“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