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占领了立法院，人们或许不会认真对待一群大学生与研究生的呼号。如果不是一群大学生与研究生，占领立法院的当天，或许早已如同后来占领行政院的学生与群众一般被强势驱离。无论如何，当“事情”真的发生，突然所有的镁光灯集中在中山南路、青岛东路的立法院围墙内外，“大人们”愕然发现一个新生力量、一场新公民运动已经茁壮起来。

　　浙江大陈义胞后代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在他的面簿上感慨，人们再也不能用会不会说闽南语来评判是否爱台湾了。虽然廿余年来台湾的民主化与街头运动相始终，但却从来不曾占据国家机关；现在那些冲进立法院的学生们已经做到了前无古人，而他们是一群不会说“台湾话”的年轻人。过去许多宣称爱台湾的政治人物以是否会说“台湾话”作为“爱台湾”的标准，这个标准到此刻也不得不宣告破灭了。其实，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名嘴陈文茜也是一位不会说“台湾话”的民进党人，虽然她无疑是位闽南台湾人。标准语言是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前提、手段与结果，台湾已经达成了标准语言的共识，此后的台湾话还能是“台湾话”吗？

　　语言的逐渐统一也意味台湾人的统一体的形成，这对于台湾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经济都有一定的好处。过去廿余年的本土化所要保障的诸多现象，不乏未必值得保障、但却基于过往受压迫的经历而多有揄扬的农业时代、乡村社会的陈迹。于是台湾人喜爱日本，但却没有形成足够的现代化共识，去破除让台湾无法变成日本的种种积习。年轻人已经不分族群，他们对于过往撕裂台湾的语言与历史记忆相对淡漠，这是台湾向前走的福音。

　　对于“大人们”，这种现象有点怪异。过往似乎讲国语（普通话）的相对支持国民党、支持两岸统一，但占据立法院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讲国语，却强烈反对当前的政府，并且如此次运动的领导人林飞帆所说：“我想当中国人吗？我们都不想！”然而也是在这20余年，在当前的街头世代成长的过程中，台湾已远远告别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变得与中国大陆纠葛难分。一方面，“我们都不想当中国人”确实堪称年轻世代的主流意见；另一方面，随着台商长期西进，加上外资企业减少台湾投资、加码中国，台湾成为“大中华区”的下辖单位，“认识中国”变成显学，林飞帆自身也曾选修关于中国大陆政治的研究所课程，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我们甚至不难想象倘若他日后转进产业界，也极有可能前 进大陆。那句“都不想”的后面，或许还有着隐藏的“不得不”。

　　“大人们”把政治看成严肃的游戏，新公民运动的成员们已没有戒严阴影，甚至未曾见到镇暴场景——一方面台湾的新闻几乎不会播报外国的示威抗议乃至于镇暴过程，更由于2000年陈水扁执政后昔日的社运界似乎已进入体制，于是除了人数虽多但驯顺如羊的红衫军，人们似乎已忘记何为街头运动。

　　台湾似乎进入一个后现代社会，也是民主化后的“最后一人”的社会；福山早已指出这样的社会不再有强烈的冲撞。但其实台湾又是一个主权飘摇的“危机社会”，于是当“服贸”引发的认同危机有勾引出冲撞与镇暴，社会大众竟一时手足无措：“这不是已经成为过去了吗？”不安过往的记忆由此被召唤，而其责任却又得由执政者马英九所承担。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感慨“文化”转变为“文明”后，一个社会将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台湾或许称不上斯宾格勒的文化或文明，但某种自满的“小确幸”却广为舆论所颂扬。“海角七号”或许堪称具有历史意义的电影，当台湾观众由于这部电影重新走进电影院，武侠、历史皆已非主题，当代台湾的温存安逸就是最大的善，值得拥抱、必须保存。在“反中”为底的反服贸运动爆发的同时，谄媚日本统治的《KANO》（嘉农）也在台湾上影。（编按：《KANO》是一部描述台湾日治时期嘉义农林棒球队的台湾电影。）

　　就此来说，反服贸实际上是一场保守的运动，支持这场运动的社会氛围，是自诩代表着先进文化，包括政治体制优越感与社会文化优越感的“文明”意识。《KANO》吐露这个优越感之由来的日本殖民记忆，但是否是日本殖民无关紧要，也可以是英国或美国，如同香港也怀念着过往的骄傲。只是斯宾格勒认为文明终将走向没落，而台湾的政治与经济能力更似乎正加速沉沦。

　　这几乎也是共识了。一方面，新生代运动者燃起了反对运动的新火炬，但他们似乎也存在着打破“本土”所包庇的前现代积习的可能；另方面，自满的台湾社会遇上“不文明”的中国而感到区隔彼此的必要，同时台湾又不得不处理与愈来愈强势与自信的大陆的关系。新公民运动短期内呈现为保护台湾不被损害的保护主义运动，但在愈来愈深的经济竞争压力，乃至可能落后于中国大陆的焦虑感下，也必然要转变为一个要求变革的运动。

　　台湾的政治体制需要变革，包括转向内阁制的可能，以及改变立法院运作内规等等；社会文化需要变革，例如对少数性向者更多的认可，以及新移民的保障等；财税法规需要变革，例如增加各项财产税而降低针对劳动者的税赋，以及对新婚家庭养育子女者更多的转移支付等。在经济失速的背景下，变革必定减损部分人的利益，因此需要更大的社会压力。

　　保守者如我，倾向于反对占领立法院、行政院，支持政府对企图占领行政院者的驱离以及相关的司法检控；依据英国保守主义与美国联邦党人的教诲，可以理智的认为若不对群众运动予以必要的限制，只会让一个社会失序与沉沦。以各种自命正当的理由冲撞体制的运动家必须承担责任，也正是承担责任的过程使得他们将能获得社会的回报。

　　现在，以反服贸为代表的新公民运动，首先以其“保护台湾”的价值，并且正在于其以“血性”带来变革的能量，让一些人看见希望；但这种希望的种子必须被种在适宜的泥土上，才能开花结果，否则不只是可能成为一场社会的烟火与政治的泡沫，且成为台湾向前发展的绊脚石。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