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评价施一公：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施一公

　　“施一公的保密工作做得挺好的。”看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获得瑞典爱明诺夫奖的新闻后，该学院教授杨茂君博士3日接受采访时说。

　　不仅是杨茂君，同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的陈国强也是北京时间2日晚间才知道这一令其为施一公高兴的消息。

　　杨茂君认为，施一公属于“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类型，这也让他感到由衷佩服。“我们都是同行，他做得非常好，‘羡慕嫉妒恨’的心理总是有的。我在2008年回到清华大学，跟他几乎是同一时期，但他做的研究和我做的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在一个思考级，这一点很让人烦人。”杨茂君开玩笑似的说道。“但他很乐于助人。我们做研究遇到问题时，他都会给予帮助。”

“施一公都回国了，我留在美国还有什么意思”

　　杨茂君说，他放弃美国的科研环境和优厚待遇选择回到中国，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施一公。他在美国时就听过施一公的名声。一次偶然的机会相遇，施一公问杨茂君是否愿意回国发展，杨茂君当时并无此意。在他看来，中国的科研环境并不能给予他想要的发展。施一公却坚定地告诉他，“我要回去”，并与其分享了一些对将来发展的设想。杨茂君还记得施一公说，“正是因为中国科研环境不好才要回去解决问题。”

　　“在美国做得这么出色的人都回国了，我们还留在美国有什么意思。”此后，杨茂君也为自己的去留做了决定。据杨茂君了解，不少教授都是因为施一公而选择任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在学院网站上观察，绝大多数师资都有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留学或工作经历，而于2008年前后入职的教授不在少数。

“学院跃居中国生命科学排名之首与施一公息息相关”

　　回中国后不久，在一次规划学院未来发展的会议上，施一公提出“学院要争取每年在世界最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数量达到3篇以上”。“当时整个会场哄堂大笑，大家觉得简直是开玩笑。”杨茂君回忆。“以前都是几年出一篇，而且好多学校的生命科学学院在创建后一篇论文都没上过世界最顶级杂志。他还想一年出三篇，简直就是吹牛。但大家都没想到，过了两年这一梦想就真的实现了。现在，学院在世界顶级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能达到十篇左右。”

　　杨茂君认为，这与施一公顶着压力在人事制度方面做出的改革不无关联。陈国强教授也表示，施一公在科研和管理上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对学院在短时间内达到很高水平做出了贡献。

　　“简而言之就是从教授终身制，变为合同制。”杨茂君说。“过去海外人才归国担任教授，合同签的都是终身制。即使什么都不做，也不能被学校开除。施一公回来以后学习国际做法，为教授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科研空间和资金。但几年后要再度考核，干得好也许可以升职，但不合格则会被辞退，打破了教授的铁饭碗。我这些年就快被这一改革压死了。但是，之前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在全国排名不知道排到哪去了，施一公回国后不久，学院就跃居全国生命科学排名之首。”

　　施一公曾表示，现在学院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以及系统性等，已经全面超过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职时鼎盛时期的水平。

　　回想当年回中国的决定，杨茂君也认为，无论是科研设备、科研人员的能力，还是学生的聪明程度，清华都比他在美国时要好一些。陈国强也表示，过去是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仪器做21世纪的工作，现在可谓“鸟枪换炮”了。

图为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右二）为施一公（左一）颁奖。（图片来源：清华新闻网）

　　“施一公的获奖是实至名归”，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3日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同样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之后赴美深造、在美国高校任教、从事科研工作，而后放弃蒸蒸日上的事业选择回国发展，也是同样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饶毅对施一公有着英雄惜英雄的欣赏。“施一公不仅是中国最杰出的结构生物学家，也是世界最杰出的结构生物学家之一”。

　　艾明诺夫奖评委会颁奖给施一公主要是表彰他在研究细胞凋亡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这属于结构生物学的领域。“细胞凋亡是细胞死亡的一种方式，而细胞是否死，则是非常重要的生物学问题”，饶毅解释说，“该死的细胞而不死可以导致疾病，如癌症；不该死的细胞如果死了可以导致其他疾病，如帕金斯病、老年痴呆”。

　　而施一公所做的，就是通过X线衍射为主的物理学方法，分析重要的蛋白质结构，从而理解重要的生物学现象的分子机理。这不仅可以为理解癌症、并研究攻克方法提供重要依据和可能，也为理解一些其他疾病的机理做了铺垫。

　　“施一公是世界上解析细胞凋亡蛋白质做得最好的科学家”，饶毅评价。除了研究细胞凋亡所取得的成绩，迄今为止，施一公在其他两个方面的工作也特别突出：TGF-b和膜通道蛋白。

　　而除了潜心搞自己的研究，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施一公在教育、管理上也颇有建树。饶毅介绍，“施一公回国一举将清华大学建成国际一流的结构生物学中心，不仅他的实验室不断有新发现，而且他组建的中心有多个实验室非常活跃”

　　施一公在管理上十分注重国际交流在促进科学领域发展中的作用，所谓“科学家是有国籍的，而科学则是无国界的”。他十分支持国际顶尖大学的学生到清华学习、交流访问，施一公觉得这些人当中就有他们国家的未来领导者，而让这些人真正了解中国，是十分必要的。

　　饶毅还介绍，“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是决定诺贝尔化学奖的机构，我还期待着施一公与瑞典国王’第二次握手’，并好奇最后是以其晶体学、电镜、还是其他研究获奖，才华横溢的施一公不会只有一个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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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做科研在中国也可以做得很好

　　首位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的中国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4月2日晚在接受美国《侨报》记者电话专访说，能够得到同行认可，我感到很欣慰，做科研在中国可以做得和美国一样好。

　　爱明诺夫奖是由瑞典皇家学院于1979年设立颁发的国际奖项，用以奖励世界范围内在晶体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每年颁发给不超过3名科学家，个别年度空缺。

　　瑞典皇家科学院3月31日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颁奖典礼，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领取了2014年爱明诺夫奖。

一批北欧人的面孔中坐着一个中国人

　　说起颁奖时的情形，施一公感慨万千。当晚，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现场有200名左右嘉宾，有瑞典国王、王后、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瑞典高级别官员、瑞典的大法官、教育部长等。“一大批北欧人的面孔中坐着一个中国人，我是唯一获奖的中国人，当时觉着很有意思，很感慨。

　　当地时间19时，颁奖晚会结束后，全体嘉宾又乘车赶赴宴会，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全程将近7个小时，瑞典国王、王后以及其他高级别官员一直在现场，足以表明他们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

　　其实，去年9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就宣布将2014年度爱明诺夫奖授予施一公，以表彰他运用X—射线晶体学手段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公开资料显示，施一公在多个生物学领域的新发现为开发新型抗癌、预防老年痴呆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他回忆，2013年9月12日，他在北京参加一项人才评审工作，很忙碌，“9月12日下午大约14时，有一个国际长途电话打进来，我没接，那个电话打了十几次，我都摁掉了。第二天下午电话又打进来，我才有时间接，当时得知获奖了，很开心，很激动”。

做科研在中国也可以做得很好

　　施一公是世界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是美国双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回国前，施一公已在美国学术界拥有颇高地位。他入选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员，每年有两三百万美元的科研经费。从专业领域、研究发展趋势等方面来讲，施一公都在拥有美国优越的条件，事业顺风顺水。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

　　谈及当初选择回国，施一公说：“我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下了决心。”

　　他继续说：“我是中国人，不回来在美国图什么呢？我能想到的就是图生活的安逸、环境的优越，但我总是怅然若失，觉着缺少点什么。中国人从小教育男孩子要做‘男子汉大丈夫’，如此就要有所担当。人就怕能上不能下，这样人生路就会越走越窄。”

　　2010年，施一公在其博客里写了一篇文章《归来吧，我的朋友们——与海外朋友分享我的归国心路》受到广泛转载。他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清华园读书，最让我们清华学子激励的一句话就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2001年，我和王晓东在赶赴北京开会的飞机上长谈，他讲了一句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话，‘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这句话平平淡淡地说出，却让我心情很难平静。清华园的情景历历在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仍在耳旁萦绕。是啊！我们的小家富足了，可我们的同族同胞呢？对我们寄予厚望的父老乡亲呢？！我出生在郑州，幼年成长在驻马店。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二年，我至今也忘不了小学常识课老师对我寄予期望的目光和对我讲的一句话，‘施一公，以后你可得为咱驻马店人争光啊’。”

　　“做科研在中国可以做得一样好，再努努力可以比美国做得还好。”施一公坚定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回国做一些贡献，通过努力改变中国学术现状和科研教育现状，“这种成就感远比在国外养尊处优、安度晚年要强很多。”

喜欢被人尊称为“老师”而非“院士”

　　正如施一公所希望，回国六年来，他见证了中国科研环境的巨大变化。2008年中国启动的“千人计划”，施一公便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之一，他还是“千人计划”方案初稿的作者，力推从国外引进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自2008年启动以来，为中国引进了一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从基础研究到应用、从工程到技术，涵盖各个领域，“而且一些人是直接受我影响而回国的，这是我最骄傲的事情。我能为祖国做贡献而感到荣幸。”

　　2009年9月起，施一公开始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在清华内部大力推进学科建设，引进人才。在生命科学领域，6年时间里清华大学从美国引进了80位优秀的科学家和清华大学建立独立实验室，这一人数较6年前增加了2倍，甚至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做出一大批有国际前沿水平的成果。

　　同时，施一公还力抓人事改革，对学生培养方案进行教学改革，采取和国际接轨的流动制。“在学生培养上我们也尽量国际化，比如注重小班授课，注重个性发展，因材施教。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我作为负责人带着博士后学生做研究，在清华大学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科学发现上均超过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鼎盛时期。”施一公坦言。

　　回到中国6年时间，施一公很欣喜地看到了中国科研环境的巨大变化，正逐步与世界接轨。但他坦言，差距仍非常大。

　　比如，对比中国和国外的科研环境，施一公表示，国际上的一些大奖如诺贝尔奖、爱明诺夫奖等，瑞典本国人获奖者并不多，绝大部分是外国人获得，足以看出西方国家很重视科学。而中国的科技奖则“只对内不对外”，只允许中国人申报，从而造成“公关评奖、单位集体公关竞争”等现象，造成不良影响。

　　他认为，中国在科学奖励机制方面仍需解放思想，引进国际先进奖项理念以促使奖项更有含金量。“中国作为大国，如果没有一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奖项，是一种遗憾。”

　　谈及以后的个人规划，施一公认为“获奖对我个人没什么特别影响。”他表示，依然会全力以赴做好科研，“回来了就不能对不起自己当初回国的初衷，不能碌碌无为一辈子。”

　　施一公最后最记者强调称：“以后你可以叫我老师，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欢别人称我为老师，这是莫大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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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获奖，更具示范效应（钟海之）

　　施一公获奖，给出了体制机制下个人努力的更多可能。

　　从美国回到中国任教的教授施一公，近日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2014年度爱明诺夫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已在清华大学执教和从事科研多年的他，获得国际重量级奖项，再一次让人们关注中国的科研环境。

　　就在去年，施一公与另一名海归教授饶毅联合撰文抨击中国的科研环境。令中国科学界一度尴尬的是，当施一公被美国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时，作为自家人的中国科学院却冷落了他，虽然最终没有遗珠。拥有杰出成就的海归学者的现身说法，还有那句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再加上种种科研经费“丑闻”等一起映射了当前中国科研中的乱象，让舆论对中国的教育、科研体制多有诟病。

　　瑞典皇家科学院此次颁奖，是奖励施一公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这15年从时空维度上分两个阶段，一个是1998年他开始任教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是2008年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工作。前者在美国，后者在中国，他的细胞凋亡研究一直延续着，也就是说，施一公在“不尽如人意”的中国科研体制下同样也取得了非凡成就。

　　俗话说，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这是“海归”施一公获奖所能证明的。只要具备科学才华，能够矢志科学，不为外部环境所囿，就一定能够成为“杰出人才”。这也是“科学无国界”的另一番含义。

　　但不能因此减轻对中国教育、科研问题的拷问。施一公留学美国的背景，说明他不是纯粹“中国式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其中也有美国教育的功劳，而美国的科研创新能力更是全球翘楚。中国的教育、科研，唯有不断革新自身，向先进学习。从这一层面而言，如果中国教育体系培养的科学家，能够凭借在中国的科研成果摘得诺贝尔科学奖，那才是中国教育为己正名的时刻。

　　眼下，正是美国各大名校的“录取季”，大陆各种“学霸”被美国名校录取的消息不时传来。施一公作为上世纪90年代留学潮中的一员，那种继承传统的“报国”情怀，当为“学霸”们谨记。而施一公归国后的获奖，在现有体制机制下个人努力的更多可能性，更是一种催动。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也能驾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