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暨行政总裁任克英（右）在博鳌亚洲论坛论坛上发言。

在中国近年来众多大蓝筹和红筹股的上市过程中，融资额动辄数百亿美元，众多国际投行趋之若鹜——而在他们的背后，则闪现着不少中国官员子女或女婿、媳妇的身影。

外资投行们非常清楚，在中国，“人际关系是做生意的重要因素”。外资投行希望官员子女在父辈们的荫翳下，以及权力影响力之下，帮助公司获准承销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或中国香港上市的项目，增加外资投行进入中国市场的成功系数。

这些官员子女背后的巨大政府资源，可以为其开启正常途径下不易开启的大门、打通各种关系，甚至制定有利于外商的政策制度。

在过去20多年中，跨国投行中国业务的表现起伏与其在华组织结构和高层团队的变迁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金融女王

Margaret Ren，中文名：任克英。《英才》杂志报道称，任克英是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之女、赵紫阳儿媳。《首席执行官》杂志报道称，任克英在中国高级官员和企业家的圈子里很受尊重，在政治智慧方面极富天才。

《证券市场周刊》报道，1994年，任克英加入贝尔斯登之后，这家投行争到多宗国企赴港上市的项目，贝尔斯登担任广深铁路、兖州煤业的保荐人，在中移动上市的过程中，也争到联席承销商的职务。

任克英在美资投行贝尔斯登工作七年，由于业绩出色升至高级董事总经理。2001年8月，任克英离开贝尔斯登之后，中国区业务急剧下滑，国内几乎很难见到贝尔斯登的承销项目。

2001年8月，任克英转任所罗门美邦，现称“花旗集团”。此前，20世纪90年代，所罗门美邦在中国的项目只有两个：1999年帮助国家开发银行发行海外债券；同年，帮助长城科技在香港上市，但长城科技认为所罗门美邦将招股价定价过低，一度扬言起诉。

1999年10月，所罗门保荐的中海油因IPO认购不理想，在纽交所挂牌前的最后一刻取消交易，200亿美元的上市融资计划中途搁浅。此后四年，所罗门美邦在中国区颗粒无收。

2001年，任克英被花旗集团聘用为中国区投资银行总裁。此后花旗连续抢下中国人寿、中国网通、建设银行及民生银行四笔业内瞩目的大单。任克英在花旗的强势出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投资银行在中国业务上的版图，她本人也跻身亚洲区最成功投资银行家之列。

正当任克英在花旗集团广东大刀阔斧开展业务之时，2004年，一封“举报信”让任克英从云端跌落。

美国SEC因中国人寿IPO中的一些问题对任克英开展非正式调查。2004年6月23日，花旗集团宣布，暂停亚太区副主席任克英和驻北京的中国投资银行主管颜庆华的职务。理由是，任克英及其助手因涉嫌在中国人寿赴美国和中国香港上市期间向公司和监管机构披露虚假信息。

但是，SEC始终未将该调查转为正式调查，而后根据SEC一份9页的文件，任克英被调查的具体原因是，国寿在港、美同时上市，招股反应热烈，但之后却涉嫌在招股期间为相关人士安排优先认购，违反配股程序，中国人寿在美上市期间有不正当行为。此外，监管层还想了解有关赠与相关个人的酬劳和礼物的一些情况，以及花旗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获得了建设银行的承销权。

任克英离开后的三个月内，上海汽车等几近得手的项目也相继丢掉。在任克英离开花旗后的两年多时间，花旗在中国区的投行业务再也没能做起来。

尽管花旗集团声称此事与客户无关，并强调由于集团在内地还没有投行办公室，上述高管停职事件不会对中国业务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但任克英的停职实质上已对花旗构成一定影响。

2004年，花旗在中国仅拿到一单IPO项目，获得承销费2000万美元，而竞争对手瑞银和高盛从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中分享到12亿美金的盛宴。2005年，花旗集团在全球市场上超过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首次获得股票承销排名第一，但中国业务却显得黯淡无光。

据彭博数据显示，2004年花旗集团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的股票承销额排名由第4名跌至第8名。2006年的承销排名中，花旗彻底跌出前十。

2006年9月，美国SEC彻底结束了对花旗集团原亚太区副主席兼中国投资银行总裁任克英的“非正式调查”，做出了“无不当行为”的调查结论，从而证明了她的清白。

任克英在调查事件后，以其强劲的人脉关系重返投行界。2009年8月，任克英加入法国巴黎银行任命大中华区企业融资部主席一职。

显赫高管

中国政府近年来将银行、保险、能源、通讯等旗舰企业不断推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超过数百亿美元，引得众多投行“大鳄”趋之若鹜。

《证券市场周刊》报道，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有企业香港上市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府背景。

“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企香港上市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府背景。”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层坦言，通常来说，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或中国区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2003年7月，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称“中电投”）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下称“中电国际”）邀请了花旗集团、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美林公司、瑞银等多家国际知名投资银行竞标其IPO的发行顾问，德意志银行和美林公司最终中标。美林成为中电国际赴港上市的最大赢家，不仅是交易的保荐人，担任牵头行和主承销商，同时也是中电国际的账户管理人。

投行部董事总经理George Li是美林拿下中电国际大单的功臣。George Li的中文名叫李振智，家世显赫，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曾出任旅游、电子及工业集团高层。进入美林时，李振智只是一个新手，在投资银行界不到一年时间。李振智短暂的工作经历是如何获得如此重要的IPO项目？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李振智同中电国际的一位李姓高管有着密切关系，两人的父辈们在官场上交情深厚。

由于瑞银与美林争夺中电国际保荐人的失利，瑞银集团使出浑身解数，不惜高薪聘请李振智加盟。2004年7月，李振智被瑞银集团挖角。此时，美林已构建了人脉广阔、具有政府资源的中国区团队。

2004年，Wilson Feng加入美林。一开始这位中文名叫冯绍东的人还只是美林的初级职员，主要负责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有关事务。到2008年，冯绍东已经坐上了美林中国投行部联席主席的位置。

冯绍东在美林并非是草根在外企升职的励志故事，他的妻子出生官宦之家，家世显赫。

冯绍东的加入让美林迅速跻身外资投行排行榜的前列。2006年，冯绍东参与中国工商银行219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据彭博数据统计显示，美林2006年在中国投资银行收入排名第四，由于中国工商银行上市保荐收获不菲，帮助其显著扩大了投行的市场份额。

在美林工作期间，冯绍东还参与东风汽车、中电国际、神华集团的IPO。2008年2月，40岁的冯绍东辞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联席主席的职务，转而供职于一家国有企业。冯绍东现任一家国有企业下属的产业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

离开美林的李振智于2004年7月成为瑞银亚洲投资银行部的董事总经理，负责亚洲区、特别是中国内地的投资银行业务。李振智加盟瑞银前，瑞银中国区已经两年没有获得IPO的生意。李振智就职瑞银后，瑞银集团发言人高调宣称，其工作范畴不会只局限于中国。2005年，李振智辞去瑞银的职务。

中国资源库

国际投行麦格理很早就构建了中国的人才和资源库，他们知道雇佣有政府背景的人是多么重要。Raymond Sun和Ronald Liu为麦格理在中国区投资版图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6年12月，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车电气）在香港主板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中国轨道交通制造业海外上市的第一家企业。麦格理作为南车电气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和簿记管理人，为其募集资金约3亿美元，交易获得公众投资者逾200倍的超额认购。

南车电气的实际控制人是当时的铁道部。麦格理的一位内部人士在接受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采访时表示，“这笔交易很大程度上归功于Raymond Sun，是他的家庭背景起了作用。”

《太阳先驱报》报道称，Raymond Sun中文名叫孙翔，其岳父是中国前铁道部部长傅志寰。2007年，孙翔上任后，麦格理拿下了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下称中铁建）H股上市的项目。

麦格理拿到中铁建H股上市并不稀奇，中铁建的大部分高层领导都有铁道部下属铁路局的工作经历，是傅志寰的旧部下。《太阳先驱报》报道称，孙翔也经历了在麦格理银行有史以来最快的晋升。

麦格理另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是Ronald Liu，中文名叫刘辉。《太阳先驱报》报道称，Ronald Liu的父亲是中国金融监管系统的一位高级官员。刘辉于2006年底开始在麦格理上海办事处工作，当时，麦格理银行正期望承担民生银行在香港上市的保荐工作。40亿美元的H股IPO项目一直延迟到2009年刘辉离职才完成。

2010年4月，麦格理拿到中国农业银行H股IPO项目，获得农业银行2.2亿美元承销费用的15%。按照投行界的说法，“中国国有银行在选择香港承销商时，会挑一家美资的、一家欧洲背景的和一家港资的。”麦格理入围农业银行主承销商团队，得益于刘辉为麦格理在中国金融系统建立的深厚人际关系。

合理性怀疑

统计过程中发现，瑞士信贷、花旗大量雇佣了留美的中国人，他们均有显赫的家世。比如曾经就职于瑞士信贷的胡知鸷，就是典型的官三代，在瑞士信贷先后出任过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资银行部主席。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陈小欣，也是出生豪门，曾在香港花旗工作。

《太阳先驱报》在报道中称，“在中国，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的关键交易席位，往往被与高干或国企有一定关系的亲戚、同学或朋友占据着。他们创造了个人监管的极权和银行家的额外优先权，谁拥有关系就可以说服他们扭曲规则或帮助客户拿到IPO项目的保荐资格。”

一些外资投行中国区的“关系雇佣”越来越普遍，而且数字在逐年增加，投行知道权力和金钱如何为其工作。即便是最正直的官员也很难否认，一旦他们的子女接近自然形成的权力，行为边界的适当性并不是很清晰。

一位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认为，“这种利用隐权力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是中国历史上残余的消极文化造成的。外资投行喜欢找拥有特殊关系的人做特殊的职务。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雇员帮助外资投行获得相关业务。但是，一旦有证据将外资投行的雇用行为与其获得业务的情况联系起来，就有了定论。目前大家只是在做合理性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