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说法，据媒体考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就已经有类似提法，并一以贯之，中共十八大后又多次提及。这样的理念对于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在腐败频发的今天，能在多大程度上震慑心有贪念之人，还是未定之数。因为这背后，是深厚的传统政治伦理。

中国人喜欢把“升官发财”作为一句吉利话来祝福别人，而许多人真的照做了。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做官看做求富贵的正道，读书人如果不以仕途为目标会被视为不务正业。在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做官发财”这一观念已演化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思维定势，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甚至在普通大众间形成一种怪圈：对做官发财既痛恨又羡慕，痛恨发财的贪官，却又在羡慕中幻想有朝一日自家也能当官发财。

“发财致富”是人类本能的欲望之一。追求财富本身不是罪恶，也没有错。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展开对财富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如果以权力去追求财富，所产生的寻租行为，不但会扭曲市场的健康运作，扭曲财富分配，更会毒化社会气氛，损害民众的利益，危害极大。

其危害在于，官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开展权钱交易，比如买官卖官，花大钱买官者上任后必然谋求“回本”，搜刮民脂损害公共利益。还有一种就是官商结合，从中以权谋私，大发横财。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　与官府搞好关系与得到庇护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最近刘汉、刘迎霞等涉罪事件曝光，让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于畸形的政商关系。但有意思的是，长期以来中国销量排名靠前的企业家传记，绝对少不了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

中共十八大报告里面提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官员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哪些领域政府该管，哪些领域该退出，该管什么，都应该有明确的限制与制约，从而减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瓜葛，减少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机会。因为即便不贪污不受贿，也摆脱不了利用职务便利和个人影响力为家人或亲友的生意开路、实现权力变现的嫌疑。

在一个法制社会，当官与发财无必然联系。许多人当官后的收入反而低了。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施政实现个人的理念，能够引导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朝他希望的特定方向发展，成就感十足。虽然这些人大部分从政前都家底殷实，属于发财后做官，但政治本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语），不应跟金钱挂钩。现实中很多中国官员将其抛到脑后，是该好好反省了。

另一方面，理念固然重要，但要实现不能既当官又发财，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如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美国，应申报财产公开的官员如果不公开或者造假，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中国也有各种各样所谓的财产报告制度，但都是只向上反映，而不对民众公开。而且并没有规定如果申报不实，会受到怎样的惩罚。这就要从制度上、思想上、惩治上加以推进，动真格，切莫年年干打雷不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