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这个属于工人的节日，今年对东莞裕元鞋厂的工人来说，想必别有一番滋味。

　　号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在持续约两周之后，终于暂时平息。位于东莞高埗的裕元厂生产线这周传出了“呼呼”机器声响，说明工人已复工。厂区内也大致恢复平静，只是停放着的七八辆警车太惹眼，在在提醒人们，一场风暴才刚刚过去。颇为讽刺的是，其中一个厂房还挂着布条写着：“遵国法守厂规厂纪加强月”。

　　高埗裕元厂区很大，分成上江城、稍潭和低涌三个区块。稍潭厂区内进口处不远，一个路标写着“消防队”“幼儿园”“足球场”“行政大楼”等指引方向。走到厂区外的另一侧，有一个因应工人日常需要而形成的大市集，东莞裕元医院也设在这里。四万多人的工人大队，有自己的消防队和医院，这等规模的工厂几乎等同于小国家的迷你社区，管理层若经验不足，肯定会出乱子。

　　在员工宿舍区，偶见老人家牵着小孩散步，父母亲估计都还在工厂上班。宿舍区内还设有图书馆、辅导中心和歌舞厅，相信因为是台资企业，一些标示是用中文繁体字写的。每栋楼都贴出大通告向全体员工公告，大部分工人已经恢复上班，并警告任何人不得威吓或阻止员工上班，否则将依法受惩。“仇台”的标语已不见，倒是听到七八个工人聚在江边聊天，有人突然蹦出一句，“打倒台湾佬！”

　　“才给230块！”“住房公积金不知道有没有”“还有警察来？”罢工的课题显然在工人群中仍高烧不退，只是从行动转化为言语而已。

　　我和小陈约好见面聊一聊，坐在江边等着，终于等到他傍晚打卡下班。这位从湖南来东莞裕元厂打工十几年的30几岁男子，外貌看来比我想象中年轻。在小馆子坐下后，他先小心翼翼地把手机电池拆掉，说是怕被人定位追踪。我也没拿出录音笔，只将口袋里准备好的微型笔记本掏出握在掌心，在桌底下做笔记。在这神奇的国度里，“和谐”与“被和谐”两块皮在敏感时期的拉扯，总让人神经兮兮。

　　小陈经常上网，知识面相当广，虽然不属于“80后”“90后”的新一代民工，但他懂得新科技玩意儿，会追看时政话题，还知道裕元所属的宝成集团的最新股价。和许多新一代民工一样，小陈有一定的维权意识，对整个形势看得很清楚，但不属于极端派。

　　他称，到了罢工最后阶段，员工被迫选择复工或走人，大部分人在压力下唯有选择恢复上班。他还转述厂内情况称，因为士气低落而出现变相怠工，一条完整的生产线有约170人，每条线每日的产能可达2000双鞋子，但现在每日1000双都不到。

　　小陈把他的工资单带过来，还拿了相关资料让我看，以说明厂方确实少缴了工人的社保，然后逐年推算，他自己其实亏了好几万块（人民币，下同，1万人民币约2000新元）。

　　现在厂方已同意调整员工福利金，追溯既往，补足员工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以及额外支付员工每人每月230元的生活津贴费。不过，这看似工人罢工的胜利，其实不然。

　　根据法律规定，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由劳资双方分摊，厂方愿意补足，意味着员工也得掏出自己那部分，一下子要缴好几万，月光族拿得出吗？最后是不是还打回原形，厂方意思意思给一点，工人自己不上缴？然后一闹矛盾，工人又上演新一轮罢工？

　　小陈坦承，社保只是个引子，工人希望争取加薪30%，甚至有七八成工人希望厂方“买断工龄”，意即资方按员工的工龄给出一笔“遣散费”，结束双方的劳动关系，一拍两散。据称，裕元工人目前的平均工资约2700元，低过部分周边工厂给的3000元工资。

　　“搞了老半天，结果什么都没有，就多了个230块”，小陈笑说。

　　一场因社保纠纷而引发的罢工，牵扯出劳资政三方之间的“历史问题”和“新旧矛盾”，随着中国经济走下坡又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点，这三方矛盾肯定只会加剧。

　　在传统概念中，资本家形象较不讨喜，工人一罢工，企业往往第一个中枪，但它也是工作机会的重要创造者。作为弱势的劳动阶层，工人往往会得到境外舆论的支持，但也不能排除里头有动机不单纯的人。那政府呢？除了搞经济发展，它还做什么？我询问小陈，工人到底是不信任企业，还是不信任政府？他想了想说：“有黑政府，才有黑企业。”

　　为了配合工厂赶进度，小陈昨天“五一”照旧上了一整天的班。这个“五一”，他不太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