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化的急速进程而言，全球伦理的建构刻不容缓，但真正有这个意识的精英分子其实并不多见。而就全球伦理的建构而言，除了救急的呼吁提倡之外，放眼长远的制度性规划亦属必要，《世界伦理宣言》可谓是代表了这样一种诉求，所谓“身处这样一种如箭如弦的全球危局之中，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规划与行动。他们所亟需的，是各国民众、不同族群与伦理团体、不同宗教和平共处的美好前景，他们要为地球负起共同的责任。”如果仍能容得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话，我仍要说，即便是谈论相当抽象的伦理问题，仍需要回归到一种整体性思维中去，回归到文明结构内部，在经济器物与政治制度之上考量知识体系的问题。

　　就此而言，郑永年的判断其实非常有道理：“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称‘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最后一句批得最是一针见血，不管是脱亚入欧也好，还是最近的回归亚洲也罢，日本精英的本土立场丧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便是漂白了皮肤、更变了立场，你的DNA基因 能变掉吗？这就仿佛是想易狼为犬，即便立意不错，但终究本性难移。其实，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有何不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有何羞愧？

■汉语学术语境是个足够自足的学术市场

　　就整体文明态势来看，东方之重又崛起是必然的。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或许不够学术，但确实他看到了东西消长的某种契机。这表现在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方面也是非常明显的，郑永年的论述很到位：“亚洲其他国家在知识体系上也都被西方所‘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尤其是精英学者）都是受西方教育的，他们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更无意识来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在这些国家，也有一些学者有这个意识，但他们是绝少数。不过，除了日本，即使这些国家的学者拥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规模很重要，很小的社会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这确实是一针见血，西方现代性之所以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乃至“真理”，与这种殖民或依附关系密切相关，北美 、澳洲基本上就是欧洲的移民后裔，非洲、拉美则是殖民地，就连最为古老和巨大的亚洲，其最核心大国如中国、印度也都长期遭到殖民与半殖民的经验。经济、政治上如此，知识和观念上亦然。甚至更关键的地方则在于，之所以能实现权力和利益的殖民过程，正是因为有了知识体系的建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问题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 对方的。”或许更重要的是，不仅是指出西方知识体系利用或压抑“东方”的这种霸权形态，更需要建构属于东方自身的知识体系。这是郑永年所论的核心意义所在。

　　在这个高度上来厘清思路的话，则历史并不能就代表永恒，行进与变革方才能收获希望。就知识体系的范式转换而言，印度也应该是可以备选的大国之一，但他们的问题是语言问题，他们的官方语言至今仍是英语，这既是殖民史所留下的痕迹，也是走向学术独立难以逾越的一重障碍（当然其优点同样明显）。就创造一种迥异于西方知识体系的思维模式而言，阿拉

　　伯国家也有这种可能，毕竟他们有那么强烈的“他者意识”，就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论来说，他们也是真正具有对抗精神和自立自觉的民族和文化体，但他们缺少一个核心龙头，缺乏这样的足够的体积和当量的国家。所以，“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的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来生存。”这样的分析确实高屋建瓴，有几个核心要素中国具备了，其一是社会语境，改革开放以来气势如虹的大国崛 起姿态，包括在经济上能提供的物质层面支持，确实很有底气；其二是学术市场自给自足，即我所谓的“当量体”是非常重要的，汉语学术语境是一个足够自足的学术市场，正如我们经济意义上的国内市场一样，如果内需开动起来，“华文市场”相当可观；其三是学术群体的数量和规模，确实也有相当大的集团作战实力和可能，虽然总体质量还有待提升，但毕竟　 有基本的建制和架子在那里可供作为基础。有了这样的底气，难怪郑永年可以相当自豪地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知识体系的重建必须以制度创辟筑路

　　换句话追问，中国能否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为世界提供一个可能模仿和奉为圭皋的“范式”？一方面答案是肯定的，但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困境和窘迫昭然可见，在新的时代下各种裹胁利诱方式层出不穷，甚至其杀伤力远过于前，要有所持守真是不易。中国现在的知识体系形成之可能和现状是什么？对此，郑永年分析起来同样毫不留情：“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被利益化了。这个非常漫长的教育链条，被各种利益所分割。那么多的寄生于教育的机构，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设计了无数的项目，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压力，施加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之上。教育的目标是传授知识和生产知识。但现在中国教育的各个环节除了钱，毫无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 但中国产生了一个像样的学者吗？更不用说是大师了。现在连两院院士都成为各种组织争取利益的工具。中国的教育者应当看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情况，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培养出如此多的大师。可以说，钱越多，教育就越腐败。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去了。”或许过于尖刻，但却不乏真知灼见。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汲取教益的话，确实可以收获良多。教育体系的利益化、集团化、链条化，是非常可怕的现象，但问题是为何如此？或许要追问的问题只有一个，我们活着究竟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活着究竟为什么？信仰的缺失，核心价值观的缺位，才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元问题。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更要能拿出来、走向世界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当然需要在自身传统与外来价值（国际视域）之间建立一种有效平衡，把握事物的本质。

　　中国需要破局而出，三十年来的改革一方面成就斐然举世瞩目，一方面也难免导致了积重难返的痼疾所在，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必须有敢于跳出此山中的绝大勇气和魄力来反省之。知识体系的重建问题，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诉求，按照费孝通所言，更是中国发展过程里必须完成的“三级两跳”的关键步骤，我们不仅不能仰望美国，我们更需要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如改革必须以反腐开道一样，知识体系的重建也必须以制度创辟筑路。如果不破除那些附着在知识建制和学术制度上的利益链，中华民族就绝对没有可能在这轮世界洗牌中取得突破性优势的可能，改革大业也无从建立一个坚实的知识基础。而这样一种新范式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关乎一种纯学术 的为知识而知识的学理追求，更涉及到未来人类选择怎样一条道路行进的根本问题。或者可以说，全球伦理的真正成型与完善，主要不在乎主事者的风云际会与纲举目张（这当然不是不重要），而更在于知识体系之更新换代的建构完成。如此看来，中国之教育与学术制度变革问题，貌似一国之内务，其实也有关乎世界之大势，其中有其荦荦大者在焉。操权柄者，其关系国运兴亡也大，其关乎学脉盛衰也巨，能不慎之乎？或者竟可以说，这是一次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大机缘，这一次是真地站在了一个可以洗刷百年耻辱、贡献人类命运的大门槛上，我们是否有勇气、有担当、有决心冲破巨大之阻力迈将过去？不由想起李白的那首《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