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首歌中唱道：“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溶化灌农庄……”。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新疆似乎开始乱象和暴力迭出，并曾由于2009年的“7·15”暴乱达到一个高潮。随后中国政府试图调整治理政策，开始所谓“柔性治疆”，但目前看来仍收效有限。

　　4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任内的首次视察新疆，并高调号召反恐，却紧接着就发生了乌鲁木齐火车站恶性“自杀炸弹”爆炸事件，肇事者直接挑战中央及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明显，这也标志着新疆暴恐活动与国家的对抗程度更加严重升级。

　　新疆问题的成因确实比较复杂，历史现实，内部外部，民族地理，体制弊病，发展水平等错综交织，新疆民族分裂势力重新抬头，少数民族自治不充分，教育不普及，发展不平衡，民生问题日渐突出，干部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治理政策僵化落后，加上中亚、西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泛滥，以及西方势力为牵制中国崛起而从中插手，都令人感到新疆问题在中短期内近乎无解。

　　由新疆维吾尔族暴恐分子发动的袭击，已经从本地蔓延到外地，由袭警发展到杀民，由砍刀升级到炸弹。而中国政府方面的有关对策，目前似乎是以提升警力和戒备为主，但问题是军警方面在明处，而暴恐分子在暗处，采取游击战术，而且多是亡命之徒，这就为提前预警和事先防范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而中国政府方面关于暴恐事件的后续侦破和处理，也有待提高水准。譬如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发生后，可能迫于上面“最高指示”和“维稳”的压力，当地警方在24小时内即宣布“破案”，其实不过是查明了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而已。至于作案的动机和目的，武器凶器来源，有无组织和外国背景等等，皆没有答案。难道这也可以算作“破案”？

　　从更深层次来说，由于新疆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于是很多讨论由于“爱国与否”的情结障碍而无法深入展开，从而也掩饰了许多问题的真相和原委，这样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更无从谈起了。简单思维诸如所谓铁血治疆，或者主张大规模在新疆推行汉化和由内地移民，往往止于意气用事。因为新疆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和必须是以和平包容，共同发展为基础，新疆各族人民和文化传统都是中华文明圈内的宝贵财富，如果短视地搞排他性同室操戈，反而会自乱阵脚，正中某些民族分裂势力的下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新疆政策可以说是走过了两大阶段：1981至1990年，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等的主持下，认真总结了治理新疆的经验和教训，对如何肃清“文革”遗毒，改善民族自治，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都做了原则性调整。从此新疆形势向好企稳，在此期间，没有出现一次暴力事件，形成了新疆稳定发展的一段大好时期。笔者记得当时在报刊杂志上可以读到不少理性务实讨论新疆历史和现实的文章，令人大开眼界。

　　19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走向趋于保守，并以经济改革代替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治理新疆的思路也逐步转变成一种“物质恩赐”主义，即我让你放开赚钱或为你提供物质好处，其它的诉求与发展受到忽视。但民生问题似乎不能靠恩赐解决，而且汉族与维族的竞争力和公权力的严重不平衡，也让许多维族人倍感失落。加上中亚和西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泛滥影响，新疆又重见恐怖和暴力。

　　新疆问题的解决思路到底是什么？答案是体制进步，综合治理，与文化建设才是解决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关键出发点。在自己国家里搞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无实质意义，心灵和智慧的提升才能为新疆带来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