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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振兴何去何从？
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
2014年5月1日 | “安倍经济学”使日本开始摆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处境，一月份政府正式通过行动计划。成功实施这项计划对于经济的持续振兴至关重要。 日本内阁副大臣西村康稔将论述该计划中结构改革的进展情况，他还将针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贸易谈判，及其对日本和该地区的潜在积极影响发表看法。前国务院兼白宫顾问古德曼将从美国的角度进行评论，会议由卡内基的詹姆斯•肖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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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 在中国崛起之时维持和平
本杰明•赫斯科维奇（Benjamin Herscovitch），张传杰，北京
2014年4月29日 | 亚太地区的格局正经历有趣的转变。一方面，中国正在发挥越来越明确和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正如奥巴马总统的东亚之行所显示的那样，美国也试图恢复其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印度和日本等国的领土争端，以及航行自由和水域权利等方面的争执不断，都呈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东亚各国在进行广泛多边合作以及大量跨边境投资贸易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层面的挑战。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于4月29日周二下午2点到3点半举行一场讨论会，主讲人为澳大利亚智库独立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本杰明•赫斯科维奇。此次会议就中国崛起及其对其他区域大国的影响展开探讨。赫斯科维奇博士最新发布了名为《在中国崛起之时维持和平》的报告，报告指出了澳大利亚、美国等其他区域大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确保东亚的和平，并促进区域合作。赫斯科维奇博士在讨论中就此阐释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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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 印度大选后的外交政策
雷嘉•莫汉（C. Raja Mohan），贾扬特•普拉萨德（Jayant Prasad），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华盛顿特区
2014年4月28日 | 面对原有对外政策的挑战，印度下届政府是否能拿出应对之策呢？印度仍将继续面对势力渐弱的巴基斯坦，日渐强大的中国，主权争议不断、全球共同利益屡遭威胁的国际秩序，以及不牢靠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雷嘉•莫汉、贾扬特•普拉萨德和阿什利•特利斯均对印度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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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政治 南亚的未来
丹尼尔•马尔基（Daniel Markey）， 赵可金，北京
2014年4月28日 | 2014年南亚地区将经历结构性的巨变：阿富汗和印度正在进行关键性的全国大选；美军和北约部队拟年底前撤离阿富汗，其与新任阿富汗政府的双边安全协议也会在今年敲定；同时，中国也准备在阿富汗扮演更加积极的外交角色，以确保其未来的稳定；另外中国与巴基斯坦正在加速推进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合作，这会增强南亚地区的一体化程度。 为理解这些地区动态为中国和国际合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清华-卡内基中心在2014年4月28日举办一场会议，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印度、巴基斯坦和南亚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马尔基将就南亚地区安全挑战发表演讲，清华-卡内基的驻会研究员赵可金主持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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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局势 印尼大选结果是否会令该国的未来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威廉•利德尔（R. William Liddle），华盛顿特区
2014年4月24日 | 印尼近期的国会选举结果并不如民调预测的那般清楚明了。这是否意味着议会将成为一盘散沙，联合政府难以通过急需的改革？总统选举中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能否使印尼下一任领导人果断履行政治使命，发动变革呢？ 印度尼西亚政坛知名专家威廉•利德尔就正在进行的印尼2014年选举回答相关问题，会议由卡内基的维克拉姆•尼赫鲁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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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 美国软实力与文化外交
2014年4月11日 | 构成美国软实力的文化、政治观及外交政策，长期以来有效地增强了美国的综合实力。随着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过去三十多年来迅速的上升，各方更加关注中国如何在增加其硬实力的同时，增强自身的软实力。然而，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文化价值观以及道义权威如何影响其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和海外的软实力，这个问题仍有待探讨。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学者张利华邀请中外专家共同探讨中美文化外交与软实力的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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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中国出口商应如何面对成本的下跌
韩实
2014年5月6日 | 近几个月，由于人民币贬值，原材料和工业投入品价格下降，中国制造业成本出现了大幅下跌。在制造成本攀升时期，中国的制造商不能靠价格竞争，而成本的大幅下跌使他们恢复了靠价格竞争的能力。如今，他们可以降低产品价格，收复曾经失去的生意。但这并不是一条妙计。中国制造商与其费尽心机地把价格定得比其他制造商更低，倒不如将盈余用来与西方客户建立起更具意义的关系，并借此创造出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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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 试图“赢得”乌克兰可能导致其崩溃
安德鲁•S•韦斯（Andrew S. Weiss），詹姆斯•M•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新共和》（New Republic）
2014年5月5日 | 时至今日，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第六个月，决策者应从坏消息的洪流中走出来，想想西方目前的做法是否取得了积极成果。在这场地缘政治拉锯战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实现目标，即便能够实现也势必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任何试图“赢取”乌克兰的努力，几乎都会导致该国崩坍和事实上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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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 美国在亚洲的角色由来已久
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
2014年4月28日 | 那种认为美国曾经“离开了”亚洲，现在又在奥巴马总统的主张下“重返”亚洲的想法既不准确又毫无用处。事实上，美国在亚洲的活动由来已久并且高度完善。奥巴马总统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与美国扮演的长期角色遥相呼应，或者说是它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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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 中国关注软实力
张利华
2014年4月28日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1月发表演说号召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并促进文化外交，同时提升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在问答专访中，张利华解释了中国重视发展软实力的原因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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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取悦亚洲：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美国重返亚洲之争
黄育川（Yukon Huang），《外交官》（Diplomat）
2014年4月25日 | 开展超越中国海外侨民社区的交流互动更具包容性，有助于缓解领土争端和历史敏感问题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如果中国能够与有关国家在搁置主权要求、共同开发争议地区海上资源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种做法的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如此一来，复兴海上丝绸之路的理念就更可能促进亚洲各国取得更积极的外交政策成果。若能如此，美国和其他太平洋国家在确保安全、航行自由以及缓解区域紧张局势方面的根本利益也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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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外交 中国视角看奥巴马访问亚洲
孙学峰
2014年4月22日 |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4月23日开始为期一周的亚洲行程。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孙学峰探讨了美国此次访问的目标以及地区稳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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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军方回归军营？》
Myanmar’s Military：Back to the Barracks?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4年4月22日， 第143期 | 自获得独立起，缅甸政坛一直由军方主导。近年来，在新一代军方领导人和政府高层的主导下，缅甸正迅速从军方管制向民主政府过渡。然而，这一转变终将困难重重。
作者认为军方在转变后仍希望保留立法特权。这是缅甸军方支持政治和经济开放的前提。内外局势不稳和历史上民选政府的不作为是军方提出这一主张的理由。不过一旦缅甸面临主权威胁和地缘政治挑战，军方可以在相关政策上做出让步。
作者分析，缅甸军方退居二线是为了应对中国威胁和追求经济发展。中国对缅甸影响巨大。中方不仅是缅甸的主要投资方，更为其提供政治上的保护。缅甸军方对这一不平衡的合作关系深感担忧，希冀通过和西方加强联系以平衡中国的影响。然而同西方合作要求缅甸先对内部进行改革。另一方面，缅甸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地区内其他经济体。经济落后威胁着缅甸的安全和主权完整。缅甸希望可以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刺激经济发展。国际投资、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投资，也要求缅甸进行内部变革。
转型时期，军队在各方面的角色都将会发生变化。政治上，军方需要放弃众多政治权力。这不仅包括远离中央政府决策，停止向政府职位安插军官，也意味着不再介入地方管理。当然，军方在政治尤其是国防问题中拥有主要决定权。它将占据国家国防安全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Council）十一个席位中的五个。经济上，军队在审批进出口合同和对关键产业的把控将受到削弱。由军方控制的缅甸联邦经济控股有限公司（Union of Myanmar Economic Holdings Ltd., UMEHL）将在众多领域失去垄断地位。在寻求停火、实现区域和平方面，军方一直保持着积极态度。即便在曾发生激烈冲突的克钦邦（Kachin State）和掸邦（Shan State），军方保持停火的前景依旧乐观。
面对转型后的新局面，作者建议军方改变并接受其在政治、经济、安全和边境问题上的新角色。同时，军队应着手提升军队在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中的形象。此外，面对转变后军费开支的削减，军方应重新平衡开支并公开其预算。
作为缅甸多年来的实际统治者，缅甸军方撤离权力中心的转变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方面，军方的既得利益将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军方需要在内部做出变革以适应新的局势。然而，军方认为，为了应对中国威胁和经济衰退的问题，回归军营将是不可避免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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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如何看待对方：碰撞下的中美关系》
How China and America See Each Other And Why They Are on a Collision Course
裴敏欣（Minxin Pei）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4年3-4月 |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当前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有关中美关系的本质众说纷纭。政治学家尼娜•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在《激辩中国：美中关系十谈》（Debating China：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Ten Conversations）一书中邀请中美学者就十个双边议题交换看法并探讨了两国之间的主要分歧。
文章指出，虽然中美学者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共识，双方在人权保护、区域安全、台海局势、解放军现代化等议题上存在本质上的分歧。 比如，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助理教授杜孟新（Christopher Twomey）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安全环境大大改善的今天推进军事现代化。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辉则回应道，依照这一逻辑美国早应停止军事发展。除了理念上的差异，双方接受的事实亦大不相同。中方学者认为台湾历史上曾是中国的领土，而美方学者则难以认同。
作者预测中美关系未来将发生更多冲突。作者分析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一趋势。第一，中方认为现有的国际秩序不适合崛起后的中国，应当进行变革。而美方认为现行制度可以满足更强大的中国，拒绝进行变化。第二，双方均认为对方的行动缺乏合法性。美方认为中国对资源富有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无条件援助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中方则认为美国的指责是虚伪的，因为美国在崛起时也曾采取过相似的举动。
面对分歧，作者针对不同议题提出了两种应对方案。对于经济政策、气候变化、非安全领域的全球责任等有合作意向的议题，中美应当携手克服分歧。而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台海问题、东亚安全及政治价值观等领域，中美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双方应当全力管控而非试图消灭。
美国要如何管理未来同中国的冲突？作者认为美国应当基于现实主义假设，继续“战略性对冲”策略（strategic hedging）。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亚洲事务高级副主管格林（Michael Green）将这一策略解释为“巩固与主要海上盟友的关系并确保区域内国家不受中国威胁”。作者认为，这种以重返亚太为代表的对冲策略只会让中方确信自由主义只是美国维护霸主地位的说辞。但考虑到现行的、兼顾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策略不足以应对崛起的中国，“战略性对冲”将是美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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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缘政治卷土重来——修正主义势力的复仇》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The Revenge of the Revisionist Powers
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4年5-6月 |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依旧活跃在历史舞台。当下，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中国对领土的强硬态度，伊朗在中东的势力扩张是地缘政治活跃的表现。
作者首先批驳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判断。福山认为，在“历史的终结”到来时，国家将遵循冷战后的世界秩序，逐渐向西方演变。地缘政治将让位于经济发展、裁军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作者认为，冷战只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而非地缘政治冲突的结束。“历史的终结”的观点给美国带来了虚假的安全感。奥巴马政府以地缘政治的弱化为假设，制定了裁减军费、促使伊朗无核化等外交政策。
作者指出，中国、俄罗斯、伊朗是当前秩序的三个主要挑战者。中国拥有最强的国家实力，然而在改变现有秩序的进程中困难重重，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阻挠。伊朗虽然实力稍逊，但成功在中东局势不稳时提升了自身影响力。俄罗斯在实力和地缘政治的成果上均处于中、伊之间。
作者最后提出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即“历史之暮”（the twilight of history）。 在“历史之暮”，中国、伊朗、俄罗斯等试图改变现行制度，在发展道路上坎坷前行。另一方面，作者认同福山、尼采有关“最后之人”（last man）的描述，认为在经济相对发达、地缘政治相对弱化的欧美，官员变得目光短浅、缺乏进取心、轻视对手。作者提醒，即便历史终将以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形式落幕，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依然会趁尘埃落定前改变世界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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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乱与法治：东阿富汗的经验》
Extreme Violence and the Rule of Law：Lessons From Eastern Afghanistan
雷切尔•柯菲德（Rachel Kleinfeld），哈利•巴德尔（Harry Bader）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 国际社会为在动乱地区重建秩序和法治做出了种种努力。作者根据自然资源反叛乱组织（natural resources counterinsurgency cell, NRCC）在东阿富汗的项目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现行的项目包括反暴乱（counterinsurgency, COIN）、外国内部协防（foreign internal defense, FID），安全援助部队（security forces assistance, SFA），内部防御和发展（internal defense and development, IDAD）。同时，传统的提升法治的举措还有建立法庭、培训法官、提供资金援助等。
作者认为现行项目有两大缺陷。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假设当地存在一个支持建立法治的合法政府。民众向该政府寻求保护。这一假设在动乱地区往往不成立。民众走向暴力是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提升不受信任的政府实力只会让民众更受压迫，更反感国际援助机构。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假设大部分民众接受西方价值观，渴望法治，反对无政府组织。民众对无无政府组织的支持仅出于经济原因。然而，在一些地区，民族认同感、意识形态、传统价值观和对秩序的渴望促使民众拥护无政府组织。在这些地区，经济援助项目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收效甚微。
东阿富汗项目对解决第二项缺陷有借鉴意义。在民众短期内不信任政府、不支持法治的情况下，东阿富汗项目通过影响可能成为无政府组织中层指挥官的当地青年，促使社会远离暴力集团。NRCC创建了一个择优录取的培训项目，为可能加入无政府组织的优秀青年提供符合传统价值观的培训和实践机会。通过分析，NRCC认为优秀青年渴望保护传统价值观、建设家园、获得荣誉。过去，优秀青年认为无政府组织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继而走向暴力。在实行东阿富汗项目后，这些青年将会参与调停冲突等实践，促使地区和平稳定。
尽管东阿富汗项目仅适用于当地的社会背景，作者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建议。首先，反叛乱项目需要考虑当地价值观和民众心理。第二，制定者须进行深入的前期调查，认真研究当地政治、文化和动乱局势。第三，项目要具备帮助当地公民组织的能力，借助他们影响不接受国际干预的区域。最后，作者指出反叛乱行动应当多管齐下，不仅应包括改变民众看法的项目，也要有武力干预、增强政府透明度等其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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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自由主义和平的问题》
The Problems of the Liberal Peace in Asia
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
《生存》（Survival），2014年4-5月，第56卷，第2期，第129–158页 | 经济互动能否带来和平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亲密的经济关系提高了战争的成本，迫使国家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同时，经贸往来有助于增加互信，促进理解，进而减少冲突。基于这一理论，美国制定了对亚洲的外交策略。本文中，作者指出现阶段的亚洲局势并不适用于这一理论。
近年来，亚洲国家间经贸往来密切，互相依赖程度大大增加。比如，自2000年起，日本同中国的贸易额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中国也依赖于从日本进口的机械。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认识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双方的稳定关系对彼此繁荣和世界发展大有益处。
然而，经贸带来的稳定并不足以消除亚洲国家间的分歧。民族主义盛行，历史上关系恶劣和外交策略需要等原因使得贸易和和平并没有接踵而至。近年来，中国同日本、同菲律宾、同印度、同越南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领土争端。台海关系中，大陆仍不放弃使用武力。中美关系的退化则是由于美国“再平衡”战略和中国追求更大地区影响力之间的冲突。
具体的分析表明，经贸往来的确提高了战争成本，但是出于民族主义、历史原因和战略需求，亚洲国家纷纷表示愿不惜代价保卫领土。另一方面，民众往来增多反而引发了两国民众间的反感情绪。针对日本、台湾和印度的多个民调显示，民众对中国持有反对情绪的比率有所增加。大陆民众也表示对美国敌意增加。作者认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增加是因为民众认为中国使用不正当手段从贸易中获利。比如，政府对行业的过度补贴。此外，这些国家同中国较大的贸易逆差也是原因之一。
针对现状，作者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美国应做好战争计划，以增强对地区局势的掌控。第二，美国应致力于提升同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恢复亚洲经济实力的平衡。第三，美国应公开谴责中国经济方面的不正当手段，利用国际舆论制衡中国。第四，美国应坚持推进公平、自由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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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平崛起陷入漩涡》
China’s ‘Peaceful Rise’ Enters Turbulence
林蔚（Arthur Waldron）
《奥比斯》（Orbis），2014年2月17日，第58卷，第2期，第164-181页 | 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胡锦涛的“有所作为”，从曾经的“和平发展”到近年来的“和平崛起”和“奋发有为”，中国的军事政策正在发生转变。中国的目标从“负责任的大国”演变为改变世界格局，纠正历史错误，最终获得地区霸权。钓鱼岛问题和同菲律宾在黄岩岛的争端是这种转变的体现。作者认为，这一转变将会使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毁于一旦。
作者指出，中国“和平崛起”的策略是不现实的。首先，中国错误的将恢复曾经的疆域和地位作为目标。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范围。而学界公认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只是中国政府对内的宣传，而非事实存在。同时，中国政府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王道”可以不适用武力获得领土、“不战而屈人之兵”、 “速战速决””等观点，并因此认为崛起可以是和平的。作者批判这种看法过于乐观，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分析，中国的转变根本目的是为了打破第一岛链的海上封锁。第一岛链北起南库页岛、日本，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将中国的海岸线包围其中，大大制约了中国地海军发展。中国对日本领海发出领土主张则是出于战略原因，试图威慑日本。
作者判断中国的转变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面对领土争端和东海防空识别区（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日本、菲律宾等国采取了强硬态度。作为回击，长期稳定的日本军事开支增加了一百二十亿美元。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出师不利将迫使中国放弃小规模行动，转向大规模军事干预。一旦中国动用核威慑，美国将派遣核潜艇至事发地区，援助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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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的转折点》
Russia’s Breaking Point
尼古拉斯•莱德曼（Nicholas Redman）
《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2014年4-5月，第56卷，第2期，第235-244页 | 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已成定局。本文分析了俄罗斯介入的原因，西方可能的应对措施，并预测了俄罗斯的下一步举动。
作者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局势做出的反应符合其一贯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个一贯主张是在局势动荡时，帮助原有政府。自利比亚和阿拉伯之春后，俄罗斯认识到支持原有政府比援助反对党更有利于稳定局势。此外，俄罗斯需要确保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做出相关决议，帮助西方势力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名行干预之实。另一个主张则是同前苏联国家联手建立区域性集团，保护共同利益，确保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的影响力。乌克兰事件不仅符合上述的两个主张，而且乌克兰在文化、传统、地缘政治等角度有着特别的意义。基辅是俄罗斯文化的摇篮，同俄罗斯民族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乌克兰又是俄罗斯同欧洲油气运输的中转站。
面对俄罗斯的举动，西方国家不便出兵或是寻求贸易制裁。对此，作者建议欧盟和美国限制俄罗斯精英阶层进入西方银行、教育机构和房地产市场。作者认为俄罗斯富豪和官员同西方来往密切。限制他们进入西方会使得普京投鼠忌器。同时，美国曾出台过马格尼茨基法案（Sergei Magnitsky Rule of Law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12），冻结与马格尼茨基之死相关的俄罗斯官员财产。这为此次制裁提供了先例。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举动将进一步拉远其与欧洲国家的距离，但俄罗斯并不会因此退缩。此前，普京再次成为总统、同性恋问题、限制抗议示威等事件已经使俄罗斯同欧盟的关系陷入低谷。另外，欧盟试图拉拢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的举动也激怒了俄罗斯。中国实力的增强为俄罗斯提供了另一个思路。在俄罗斯考虑下一步行动时，中亚盟友和中国的意见将比西方的反应更为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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