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天在亚信上海峰会阐述“亚洲新安全观”，言犹在耳，新疆乌鲁木齐的安全就出问题。袭击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新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局把多起攻击事件定调为“暴力恐怖袭击”，昨天发生的市集爆炸案更是一锤定音为“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但这“严重暴力恐怖袭击”的背后究竟意味什么？新疆之乱的症结到底又是什么？这个自诩“三个自信”的大国，其民族关系之脆弱，民族问题之复杂，恐怕不是“恐怖主义”、“境外势力”或“疆独”两字足以概括的。
据了解，新疆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认为汉族夺走他们的资源和机会。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也有不满，认为他们在新疆生活多年，工资和退休待遇要比内陆省份低。汉族人也对“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颇有怨言，因为少数民族在高考、招工、招干、分房等方面都得到照顾，而且计划生育政策只用于汉族，并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上世纪80年代推行的“两少一宽”政策，意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宽”的政策也没有换来太多的感恩，反而加大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
中共自1950年开始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否已跟不上时代和形势的需求？给予少数民族优惠的政策是否反而助长了“原住民意识”，进而助长宗教极端势力和激进民族主义？中国舆论对此问题早有多番讨论。
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2012年撰文指出，中国的民族问题的背后是少数民族认同的问题。他建议要淡化少数民族意识，要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但不要再刻意把少数民族从社会人群中区别出来，突出其民族身份，给予超国民待遇。
中国学者胡鞍钢也曾发表文章建议，采取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强调国族身份的建构和统一，避免把公民的财富、权力、声望、职业、就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联系起来。
民族和谐及和谐社会不能只靠经济手段，不能拿钱买人心及换取安定。美国学者戴维霍顿在《政治心理学：情景、个人与案例》一书中引述挪威极右翼极端主义问题专家特勒比约格罗为恐怖主义根源所列出的14种“情境因素”，其中不见有贫困或经济因素。
比约格罗列出的长单子包括缺乏民主、公民自由和法治；急剧的现代化；世俗或者宗教类型的极端主义意识心态；非法或腐败政府；社会不公的经历、魅力型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等等。该文章进一步指出，如果贫困是恐怖主义的首要原因，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没有受到来自贫穷的次撒哈拉非洲的人攻击？
新疆问题复杂又尖锐，要给乱局解套，恐怕也不是“怀柔”经济政策或“铁腕”镇压手段的选项问题。有网民就指出，怀柔之困，在于无法用物质解决精神问题；铁血之困，在于以暴易暴只能加深隔阂。民族、宗教、吏治、民生、民主等诸多问题搅在一起，要想彻底解决，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其实难的不是创新，而是担当和勇气。
施恩的怀柔政策或诉诸暴力的铁腕手段都无法建立真正的民族和谐。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应是尊重、融合、平等，而非同化、恩赐、搞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