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主导的中央巡视组近日亮出辽宁、河南、甘肃等地的“问题清单”。从清单直击“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弄虚作假”等官场弊端看，中央巡视组确实拿出了动真格儿的架势。
 巡视组直批辽宁官方政治敏锐性不够强，领导干部插手工程招投标、土地和矿产资源交易等反映突出，经济数据弄虚作假；河南一些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插手土地转让、工程招投标等收受贿赂问题比较严重，有的领导干部生活作风腐化，买官卖官问题突出；甘肃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重大工程项目违规操作损失巨大，公职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突出等等。
 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潜规则盛行。不仅官场人士，就连许多民众也见多不怪，将这些潜规则默认为官场的正常现象。而中央巡视组在各省的严厉措辞颠覆了监察评估官员的传统套路，这对习惯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氛围的中国官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因为官员们知道，巡视组指出的弊端并非空言，而是在掌握具体证据后得出的结论。
 尤其让地方高官心惊的是，各地的中央巡视组都宣称：“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处理。”
这句话可不是简单的警告。去年两轮巡视后，湖北、江西、湖南、云南、山西、贵州、内蒙古、广东、重庆等省区市都有省部级官员落马。其中，落马的江西省高官姚木根、赵志勇还带出了江西原省委书记、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苏荣，后者上月中旬被中纪委“双规”（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代问题）。
 比苏荣更大的“老虎”是中共原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习近平接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也将巡视制度引入饱受腐败困扰的解放军中。徐才厚落马或许不是中央军委巡视组的“直接功劳”，但今年3月13日，中央军委巡视组完成了对徐才厚曾任政委的济南军区的巡视，而“著名的腐败分子”、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当年就是在济南军区受到徐才厚的赏识和提拔。3月15日，徐才厚被正式“双规”。
 巡视制度在中国并不是个新生事物，早在汉代就成为皇帝监督各地官员的一种手段。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正式确立御史巡按制度。朱棣以省划分，设立十三道，配备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再从他们中选派巡按御史。巡按御史的职责是代天子出巡，对皇帝负责，“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逐渐成为中共执政的头号威胁。在种种努力都不大见效的情况下，中共“古为今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御史巡按制度冠以“巡视制度”重新祭出，试图以此惩治和约束历朝历代都解决不了的官员腐败。
 过去一年多来，在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强势推动下，可直接向最高领导人汇报的中央巡视组一改官场上和稀泥的“好人作风”，动真格儿地调查官员违法违纪线索，导致一批地方高官“无征兆”落马，较好地完成了习近平提出的“查找问题、形成震慑”的巡视任务。
 古老的巡按制度在信息时代突然又焕发出活力，固然反映了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反腐决心和勇气，其效果也可圈可点。但从根本上看，代中央甚至最高领导人出巡的“巡视反腐”仍然属于“权力反腐”的范畴。中国要真正遏制腐败，还必须在制度上、法律上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公开运行并接受监督的体系，让大多数官员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同时，查处腐败官员的任务，也应该由专业的反贪或司法机构而不是类似“御史”的巡视组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