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腐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不光是政客，还有商界精英，还有和中国有利益往来的国际友人。商人怕是因为贿赂已经成为他们经营活动的润滑剂，没有了腐败，财富创造和分配的许多流程就走不下去了；国际友人怕是因为要断了财路，比如我的美国朋友Harry是波士顿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他最近告诉我他们学校今年收到的来自中国的入学申请下降了50%，我告诉他这是因为许多学生的家长正在饱受反腐的折磨。
 腐败不但使得中国的特权阶层拥有了通往中国经济富矿的快车道，而且还把这条快车道延伸给了不少国际友人。这些人都曾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评过中国的腐败，如今反腐进行到了深水区，伤到了他们的钱袋子，他们又开始对反腐颇有微词了。
 实际上，习李新政下的反腐能如此深入，除了和习李敢啃硬骨头的改革魄力大有关系，还有就是和中国的债务危机和美联储退市有关，而且这种关联绝不仅仅是时间点上的巧合。严重依赖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在投资边际回报率不断萎缩的情况下，正在陷入庞氏融资的红海，加之2015年中国将迈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个收入门槛，全面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已越来越高。
 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就是去杠杆化。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美联储又启动了退市，全球流动性趋向收紧，这将推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严重压缩了其投资回报空间，从而迫使外国游资撤离，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将面临新一轮金融风暴的考验。在前有来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化进程走到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反腐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给经济去杠杆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反腐能如此破釜沉舟得感谢美联储，是他们勒紧了中国经济去杠杆化的缰绳。
 腐败问题和债务问题息息相关。最近这几年，中国经济的投资／GDP比率都接近50%，雄冠全球。这个比率远远高于二战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纪录。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严重依赖信贷和债务规模的扩张，许多官员热衷于这样一种饮鸩止渴的增长模式。除了追求政绩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动因，就是这种增长模式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让我们透过房地产来管中窥豹：根据法国兴业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总共在建筑业上投入了1万亿美元（包括住宅，非住宅地产和基础设施），占据约20%的名义GDP——这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个时候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是建筑导向型的。无独有偶，中国腐败高发的一个重要领域便在于土地。根据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调研数据，腐败官员中超过一半的人有份参与基础设施和土地交易项目。
 中国房市的巨大洗钱威力
根据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中国人民大学及密歇根州立大学2011年联合进行的中国17省调研结果：每一年地方政府要从400万个农村居民手中征地；自2005年以来，强制性的国家征地规模每年都稳步增长，受调查的村庄中有43%在过去10年都遇到过这种强制征地；农民收到的征地补贴的平均值是每英亩1万7850美元，而开发商的复售价格平均值是每英亩74万美元。征地补贴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官员贪腐的回报如此巨大，想不腐败都难。除了提供寻租收入之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为贪官隐匿和漂白巨额财富提供了绝佳的渠道。一系列“房妹”“房姐”“房叔”“房爷”事件的曝光，已经让外界充分认识到了房地产市场洗钱的巨大威力。
 以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扩张债务规模的同时为贪腐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贪腐产生的寻租收入又进一步推动这种债务扩张。贪腐官员的巨额资本通过影子银行系统一方面进行漂白，另一方面进一步助长投资狂热和信贷泡沫。研究巨贪的白手套的敛财理财手法，可以进一步确认这种趋势。
 腐败是政治现象，更是经济现象。腐败可以看做是一种隐性税收，是一种大规模的资源错配，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生存成本，压缩实业的盈利空间。大规模的系统性腐败将导致国民经济成为庞氏融资和资产泡沫的红海，在债务危机中越陷越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艾利克斯·莫穆拉斯（Alex-Moumouras）与人合著的研究报告《腐败和公共债务》，腐败程度和债务水平波动的幅度以及偷税规模成正相关。另一位IMF经济学家马可·帕尼（Marco-Pani）的同名研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腐败将使政府过度扩张信贷和债务，严重时将引发金融危机。这绝非危言耸听，欧盟投资800万欧元给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坦（Bo Rothstein）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根据这个研究的成果，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国家的腐败造成的。 因此，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推荐中国通过健全财产权制度，建立全国性的资产纪录大数据库并据此开征资产税，把国资委肢解成若干个“淡马锡”等方式来反腐。中国反腐正破釜沉舟向深水区挺进，这得多谢美联储把中国的债务问题逼到墙角，迫使反腐成为经济去杠杆化的利器。此外，美国的《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也将有助中国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