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纪检高层近日再度谈苏联解体的教训，显示中国的执政党在强力反腐、整肃党纪的同时，有意进一步强化党内的组织观念和思想统一。中共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昨天（7月9日）说，前苏联共产党允许党员发表异见、成为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最后导致苏联解体，中国必须引以为鉴。
联合早报7月10日刊登报道，姚增科做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他指出，苏共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从党内思想混乱最后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就眼看着哗啦啦地轰然倒下，不能不发人深思。”
1991年12月25日，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红旗被缓缓降下。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已过去20多年，但仍然是政治学者与普通民众时常论及的话题。特别在中国，由于历史的渊源和体制的相似性，苏联解体从来就不单是发生在别国的一个普通历史事件，对其根源和影响的判断，常引发广泛的关注与争论。
姚增科的访谈内容延续了近年来中共高层多次警告党员要以苏联解体为鉴的脉络。
习近平谈苏联解体：竟无一人是男儿
在去年年初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习近平告诫党内官员，称中国必须从苏联解体吸取“深刻教训”，并指苏共倒台的根源在于政治腐败、异端思想和军队不忠。
香港《南华早报》去年11月21日曾刊登报道，称在官员之间传阅的讲话摘要中，习近平问道：“为什么苏联和苏共会解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
这份讲话摘要没有在中国的官方媒体刊登。另据网上流传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习近平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出自五代十国时女诗人花蕊夫人之手，原句为“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是花蕊夫人在亡国后的悲愤之作。将后蜀亡国与苏共亡党联系起来，沉重警示之意明显。
除此之外，中共各级官员们都被要求观看四集纪录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这部纪录片和另外一部《较量无声》，都将苏联解体归结为放松党对意识形态的严控，以及西方国家颠覆苏联的阴谋。
在南华早报的报道文章中，有学者指出，这些纪录片可能仅反映了党内左派和保守派的观点，而非整个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也有学者称，习近平显然在规划自己的“政策纲要”，坚持现行体制，抵抗任何对西方式民主或宪政的要求。
英国金融时报不久前的6月16日则刊登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文章，称上任以来，习近平的执政方向日益清晰。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中国共产党。自我批评及反腐运动既旨在净化中共，但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控制。
官媒谈苏联解体文章 曾引起广泛争论
去年8月1日，官方媒体新华网发表署名“王小石”的文章，在这篇被众多门户网站放在重要位置的文章里，王小石引用苏联解体的例子，来说明俄罗斯百姓“觉醒到被欧美画出的民主化大饼骗得输个精光”。王小石称，“中国若走苏联老路，惨烈将会数倍于俄罗斯。”文章言辞激烈，在官方媒体中实属罕见。
王小石的文章一经刊发，便引发了中国自由派人士和一些网民的猛烈批评，有人指其论证材料有误，逻辑漏洞百出，也有人指其文字粗糙，充满文革口号式的词句。有媒体人担心，中国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王文可能是高层打压主张宪政民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前奏；但也有人认为无须大惊小怪，因为类似基调的文章出现不少，但都在舆论反弹下不了了之。
几天后，官方的《环球时报》刊登文章《对自由派批驳王小石一文的质疑》，文章称，王小石文章的大判断与中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一致，但文章对俄罗斯现状的描写不够专业。自由派人士猛批此文，但后者对俄罗斯命运的解读同样不专业，认为苏联解体是“俄罗斯人民之福”的说法尤其幼稚。中国一旦走向动荡，决不会像苏联那样相对“文明”地解体，中国的“崩溃”将被战争和流血一路相伴。
接下来，在2013年10月11日，环球时报又发表社评《以苏联解体为鉴，应是中国最低要求》，文章称：苏联解体留下了一代人的痛苦，和很多原苏联公民的遗憾，以及一份争议。作为其他大国，都应以苏联为鉴，不断改革，避免走向苏联式危机和解体。这应是历史对执政者的最低要求。
对于王小石的文章，香港大学学者钱钢在去年9月5日在联合早报网撰文《“宪政”依然生死未卜》指出，其文与署名马钟成、高翔、郑里等的一系列文章一起，构成了一个批判宪政高潮。在传播强度上，反宪政舆论总体超过挺宪政舆论，“语象”显示：“宪政”处于生死边界，反宪政传播有异常轨迹。宪政已经成为敏感词。
苏联解体论争对于中国的意义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各国学界、政界便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研究。但众说纷纭，观点各异。在《关于苏联解体的15种学说》一文（人民网2012年02月15日）中，作者李永忠和董瑛总结了包括体制弊端说、改革失败说、腐败亡党说、和平演变说、戈氏葬送说、舆论失控说等各种学说。
在《中国眼里的苏联解体》一文（FT中文网2011年12月23日）中，作者刘波总结，中国思想界和民间对苏联解体大致存在两种观点：在“左派”看来，西方在苏联解体之后对俄罗斯的步步紧逼反映了西方固有的“亡我之心”，苏联解体也是其导演的阴谋；在“右派”看来，苏联解体证明“极权”、“专制”的必然崩溃和“民主”的必胜，而1991年之后俄罗斯遭遇的一些真实的问题，例如经济下滑、寡头兴起、民众的贫困、国际地位的跌落等，则被解读为转型所必须付出的牺牲。
事实上，世人对于苏联解体的定性和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评价常呈两极化，并且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对戈尔巴乔夫，西方一般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其促进了苏共极权体制的和平瓦解，结束了全世界范围的冷战对峙局面，堪称伟人。戈氏也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在左派和民族主义者看来，戈尔巴乔夫是千古罪人，是叛徒，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导致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严重后果。苏联解体在中国的官方语境中，也曾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短暂复辟”，但“社会主义必将胜利”。很多人对比今日的俄罗斯和曾经称霸天下的苏联，常常有今不如昔之感。
对于中国官方的态度，路透社报道称，中国领导人与官方媒体反复强调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显示北京当局担心中共统治权威受到挑战。习近平与他的前辈领导人一样，倾向于认为一旦放开或太快放松控制权，将导致国家陷入混乱，甚至解体。
在今天的中国，左右观点对立日趋尖锐，苏联解体也和其他话题一样，夹杂着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并在网络上的争论中变得符号化、口水化。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官方宣传，还是左右派大V的发声，苏联解体乃至曾经强大的苏联本身，都常常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和载体，用以映射中国和中共的现在及将来。
可以预见的是，这个话题仍将长久存在于中国官方和民间舆论，并一直充满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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