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左、右派都过于注重“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而忽视了实践层面两者之间的有机关联。难道改革开放之后的资本主义，仅仅是“邓小平理论”的产物？难道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没有任何关联？如果人们能够说清楚毛泽东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联，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
第二，这个问题关乎毛泽东和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从话语上看，没有人会去怀疑毛泽东思想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直接对立性。不过，这里还是可以提出诸多问题来：毛泽东否定资本主义，是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基于什么之上？同样，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毛泽东肯定和接受社会主义，又是基于什么之上？
毛促成中国“内部现代化”之路
人们可以确切地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更多的是基于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对西方发展经验的了解。实际上，毛泽东对西方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系统的论述，他也并不十分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不过，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期间十分了解，不能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搬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一样，在中国建设期间，也不能机械地搬用西方资本主义来发展和建设中国。他需要寻找的是一条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简单地说，毛泽东促成中国走上一条符合中国本身实际的“内部现代化”之路，而正是毛泽东所从事的“内部现代化”所奠定的基础，才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外部现代化”之路，即和世界经济体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从前发达国家的 现代化路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例如早期的德国、美国和日本。
第三，在国际层面，这个问题关乎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选择。当代世界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富国越富，穷国越穷。自近代以来，除西方国家之外，广大的非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发展？对这些国家来说，如何脱离低度发展状态？西方开出的药方的核心是自由市场（政府不干预）、开放、民主等。不过，“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是对西方发展经验和实践的总结，而非对除西方之外所进行的各种发展经验的总结，人们怀疑其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不是没有根据的。
近代以来，西方一直在主导着世界经济版图，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这些国家的不发展状态，都与西方的统治和干预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无论是自由市场（政府少干预或者不干预）、开放（可解读为“向西方开放”），还是民主（西方式多党制和选举），都没有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得到发展。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被西方视为是“药方”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这些国家不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根源。在拉丁美洲，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低度发展和拉美国家的“依附型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有关。从西方引入的民主政治，在发展中国家更促成这些国家陷入低度发展和中等收入陷阱。这也不难理解。在西方本身，早期政治专制时期已经确立了近代基本国家制度，从而为后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在后发展中国家，近代国家制度并不存在，过早引入了民主政治，尤其是大众民主政治，就有效地阻碍着这些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不难发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很难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精英的议程，他们的议程始终就是政治斗争，即各派政治力量争抢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结果经常使得国家要不陷入个人专制之苦，要不陷入无政府之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被西方一些人总结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不过，正如“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也经不起经验和理论的检讨。“北京共识”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经验，而完全忽视了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如果比较“依附模式”和“断裂模式”，不难发现，中国的模式是“断裂”和“接轨”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和西方的“断裂”，和邓小平时代和西方“接轨”的成功融合。这 里，“断裂”是“接轨”成功的前提条件。必须看到，在毛泽东思想那里，“断裂”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接轨”的手段。尽管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里面包含诸多反西方的因素，但毛泽东并不是反西方本身，而是反对简单地搬用西方模式。他所追求的是要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以非西方模式去实现西方的目标。在很多方面，这个模式和西方早期现代化的模式相近，也与东亚模式（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相近；在另外一些方面，它又超越了西方和东亚模式。探究和总结中国模式并非一定要替代西方或者其他模式，但对那些仍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的国家，无疑具有现实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