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台海兩岸在面對當前全球性資本主義發展瓶頸或飽和的困境下，都積極推動了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試圖走出困境，再創新的機運。文化創意產業乃新時代的產物，當然不同於傳統的文化建設或文化復興；其政策目標明顯具有經濟的意圖及文化擴張的意涵。然而，由於受到傳統二大迷思－中華文化大沙文主義及生產迷思－的侷限，至今來檢視，兩岸整體文創產業政策的效能及效率明顯不彰。再深一層探究其原委，就如資本主義的工業體制一樣，金融體系即為系統化的資本體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如果缺乏資本體制的運行，將文化產品或商品的生產、交易及消費的網絡聯繫起來，並賦予發展的元氣或動能，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效益將不可能爆發出來。
　　另外，受到全球化的時代潮流所影響，文化的本質將逐漸走向「多元共生」的文化內涵；於此同時，文化的具體顯像也必須透過與經濟的結合而呈現於生活的領域。一方面，共生文化的程序就是一種「跨文化」的過程：本體文化與多種的異質文化碰撞、對話而共生。毫無疑義，共生文化的產品或商品才有可能進入全球市場。另一方面，一旦文化與經濟結合，就必然要牽涉到資本的問題；沒有資本的投入，就不可能有相關的經濟活動，包括文化的創造與產出、文化的流動與交易、以及文化的體會與消費等活動。
　　本文將介紹全球化時代文化的越界流動，亦即「跨文化」的過程，及其所型塑的多元共生的文化內涵。另外，它也將討論面對這樣的趨勢與現象，文化資本體系應該如何系統化建構，以提升文化經濟化或經濟文化加值化的效能及效率。

關鍵字：文化政策、文化創意產業、多元共生文化、文化資本體制、文化復興

Abstract

   Confronting the current dilemmas of global capitalistic development bottleneck or saturati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 actively promoting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policies, trying to resolve the dilemmas and take new opportunities.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is the result of new era and is of cours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renaissance; its policy objectives obviously link to economic intentions and cultural expansion. However, constrained by the two traditional myths, the Greater China chauvinism and production myth, reviewed thus far, the overall version of policies have yet to be efficacious and efficient. As further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details, being the same as industrial system of capitalism, financial institution is a systematized capital framework; i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does not follow the running of capital institution, not connecting to the production, transaction and consumption network of cultural products or commodities, not endowing it developing energy, benefits of the policies will not break out.
    Besides, influenced by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he essence of culture is becoming “diversified symbiotic” culture; simultaneously, specific presentation of culture should also be combined with economy and hence presented in lives. On the one hand, the procedure of culture symbiosis is a kind of cross-cultural process：the ontology of culture collides with, dialogues to and thus lives in symbiosis with diverse heterogeneous cultur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only the products or commodities of symbiotic cultures are possible to enter global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once culture combines with economy, the question of capital is definitely involved; without the input of capital, there is no related economic activity, including the creation and production of culture, the mobility and transaction of culture,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and consumption of culture.
     This paper aims at introducing the cross-border mobility of cultur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at is, the “cross-cultural” process, and the substance of diversified symbiotic culture it shapes. Moreover, it also discusses that facing such trend and phenomenon, how cultural capital institution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ed and thus promote efficacy and efficiency of cultural economiz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al value-addition.

Keywords: cultural policy;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diversified symbiotic culture; cultural capital institution; cultural renaissance

壹、前言

　　2013年10月16〜17日「第八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高校研究聯盟」於中國的杭州隆重召開，作者應邀發表一場主題演講，題目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區域化發展」，同時又於大會之後，接著於18日上午在「白馬湖文創講堂」對兩岸攸關文創產業的工作者，包括產、官、學、藝術家等，講授了三小時的課程；課程題目就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思維：文化資本的體制建構」。
　　探討這個主題的主要動機是有鑒於海峽兩岸推動文創產業的政策已有多年，整體發展來看，投入的相關資源龐大，但產出的價值占整個世界的份額偏低 ；簡單的說，兩岸的文創產業不僅是效率偏低，而且整體政策面的效能及效率都不如理想。相對於1997年受到東亞金融風爆後的南韓，文創產業政策的推動，讓她從經濟困窘中，死裡求生，15年之間轉身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強國 。回顧並檢討這一段過程，南韓在經濟上的起伏，固然是受「全球化」的影響：敗是敗在全球化的金融泡沫，而成也成在掌握全球化所提供的機會。全球化是一個客觀的現象和事實，它本身並無特定的價值觀取向或相關的立場，既然無法逃避，就必須對它深刻體會與掌握。毫無疑義，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及實務運作源自於全球化的效應；它儼然不同於上世紀對文化的傳統認知，傳統在政策上只要重視獨特性的文化保留和本土性的傳承，過去「文化建設」及「文化復興」的作為，已無法迎合當代文明的需求。
　　另一方面，隨著封建體制的瓦解及民主體系的盛行，文化創意者或藝術工作者已逐漸無法扈從於貴族或政府，而獲取經濟所得，其生存必須依賴於其作品或產品在市場運作下的經濟交易。不管是高價值的藝術傑作或是庶民化的文創產品，都必須透過市場的交易，才能夠決定其價值；對於文創產品或商品而言，不管創造者創造的符號意義是什麼，受眾或消費者如果不能被說服，他們就不可能對它產生鑑賞的情感，也不會有消費的行為 ，曲高和寡或孤芳自賞都很難成就於當代資本主義的體制。
　　資本主義發展到當前的景況，經濟的交易已由生產導向轉型為顧客導向 。然而，文化產品或商品的消費與一般生活產品 的消費有很大的不同；文化產品的消費者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素養，而且產品所呈現的文化程度也只能爭取到相應文化素養的顧客群，再加上文化的獨特性，其市場的開拓比一般工業產品或商品更為困難；Richard Caves 稱它為「非傳統及非典型化」的產業 。所以，郭為藩特別強調：文創產業的經營風險比一般工業產業相對要高很多 。超越傳統的文化觀念，文創產品的文化內涵將不再完全凸顯其獨特性，更應該注重與異質文化的共生性，才能促成該產品流動於更廣大的市場。
　　另外，一旦談到資本主義的運作，就不能不談資本；沒有資本的累積、流動借貸與轉換，資本主義經濟就無法蓬勃發展。文創產業想要在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下成長，也無法例外。然而，內容上，文化資本與工業或其他產業的資本是有其差異的；這也是本文要探討的議題之一。另外，不管是工業資本的體制化或是文化資本的體制化，都必須透過政府的政策作為，才得以順利建構。所以，文創產業的發展不能沒有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應如何支持呢？本文也將進一步討論。
　　緣此，本文旨在針對當前海峽兩岸文創產業的相關工作者各自摸索、分散發展、缺乏體制化的現況進行探討，並試圖提出文創產業體制的建構思維。論證架構將逐步從政策分析的途徑，探討文化與政策的融合，進一步透過對當前資本主義發展脈絡的掌握，瞭解文創產業從傳統時代至全球化世紀的發展歷程與背景，最後導入文化資本的內涵及其體制的運作。

貳、文化政策的要義

　　任何政策都必須包含二大主要的知識內涵：一者是政策程序的知識，二者是相關處理對象的領域知識。譬如，經濟發展政策除了必須具備政策程序的知識，包括議程設定、政策分析、方案規劃、決策、執行與評估等，還需要融合經濟學的知識，以當前的形勢，可能還需要融入社會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等的相關知識。所以，如果要瞭解文化政策的要義，首先要瞭解政策程序的基本知識，其次則必須進一步探討文化與政策的關係。

一、政策分析是追求價值目標的工具
　　客觀來說，政策研究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領域；但不管怎麼說，它都只是政府為了達成目標所使用的工具。在1887年威爾遜（W. Wilson）提出「權能區分」的理論（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 theory）  之前，價值目標與政策工具常交互干擾，導致政治紛亂及政府無能的現象。隨著民主化浪潮的激發，價值目標決定於政治體系的運作，而達成目標的手段則授權政府，根據民主的程序進行政策分析、規劃、決策與執行。然而，儘管政策分析只是工具，它卻必須接受價值的引導；也因此，政策分析不可能完全脫離價值的思考，所提出的政策價值最終才能取得人民的認同與支持。簡單的歸納，政策就是政府體制運行的系統化及具體化；它必須具有行動（達成目標的程序）及效應（價值期待）的內涵。
　　由於人的天性具有極大化自我利益的本能，基本上對於現況價值總是處於不滿足的狀態；所以，期望值總是大於現實值，二者之間的差距就形成了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必須透過政府運作其公權力才得以解決，那麼這個問題就成了政策問題或政策議題，否則就停留在私人問題或公眾問題的狀態，沒有政策的意涵。
　　其次，所謂「物競天擇」，人的生存與發展無法擺脫外在環境的制約。根據當代未來學所歸納出來的準則，宇宙之間惟一不變的真理就是宇宙的各種現象時時刻刻都在變，呼應了中國古老的智慧：「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如此一來，人所追求的期望值就無法完全決定於主觀的願望，而必須配合、甚至要掌握外在環境發展的脈絡，其期望值的達成才有可能。馬英九於2008年總統選舉時提出「633經濟願景」的政見訴求，就是失誤在未能適切掌握國際經濟的發展脈動。政策的目標倡導或價值主張如果不能迎合環境的發展脈絡，將注定失敗；所以，政策分析必須具有時間的前瞻性及視野的拓展性。
　　具體而言，政策的功能就是要打破現況，促使情境往期望值轉移。以未來的眼光看現在，當中的差距所形成的問題，日本管理學者齋藤嘉則（Yoshinori Saito） 將之定義為「策略型問題」，而只追求當前生存價值的改善以穩定與環境的平衡，也就是力求維持現況者，定義為「操作型問題」。從主體（無論是個人或組織）的角度來看，「策略型問題」的解決必須以創新思維推動革新或改造；而「操作型問題」只在於既有體制內進行作業上的調整 。然而，一旦外在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動，甚至於相關遊戲規則受到新科技帶動而產生了「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ing） ，所有以「操作型問題」方式的運作都將失靈，終將陷入「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命運。長期維持現況，情況勢必僵化，僵化則腐生，一旦腐化，終將滅亡 。因此，處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科技時代，「操作型問題」的政策思維已無法迎合環境的需求。十九世紀時，中國與日本面對工業文明的典範衝擊，中國所推動的「自強運動」，就是「操作型問題」的因應模式，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則是「策略型問題」的應變模式；這一念之差決定了之後一百多年兩國不同的命運。今天世界又面臨了「知識文明」的典範轉移，靠著勞動價值累積的「經濟奇蹟」將很容易幻滅；奇蹟本來就不能持久，也不可能再造，因為奇蹟是碰來的（偶遇），而不是創造出來的；東方世界的智者不能心存機會主義。
　　如果以比較通俗的話語來表達政策分析的整體思維，它只包括了三個問題的思維途徑：「我們想要什麼？」、「我們可以要什麼？」以及「我們能夠要什麼？」。第一個和第二個問題主要是確立價值目標；第一個問題攸關人民的主觀需求，第二個問題則需考量與環境的調整，也就是，客觀環境是否提供我們價值追求的機會。第三個問題則是關係到主體的能力條件（包括軟硬體條件），其價值追求的具體作為就是根據政策分析所做的方案規劃、執行與評估。
　　主體為了瞭解並且掌握外在環境的發展，以隨時適應環境的變遷，其內部必然會形成體制，發揮調適的機能。所謂體制，就是客觀存在現象或事件組成元素的邏輯關係架構，亦即相關元素的系統化遊戲規則；這當中包括了三項內涵，即組成的元素、元素之間的關係網絡以及元素之間的流動與關係轉移。其實，宇宙各種現象的轉移，都是由於體制轉變的帶動，當代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理論要點就在於元素與體制間相互轉移的變動關係 。另外，更為重要的是，不是只有主體在因應環境會形成體制，環境本身也存在體制；也因此，環境的發展脈絡才會呈現有跡可循。根據當代量子思維的質能互換理論，主體（或系統）內的元素與環境的元素彼此能夠相互滲透，不再如牛頓機械論或傳統系統理論所設定的基礎假設，認為主體與環境之間存在穩定而不相互滲透的界面 。當代公共
管理理論的量子組織（quantum organization） 、參與型領導與決策及公私協力治理的運作 …等，皆屬於量子思維的管理典範。最明顯的具體例證，就是各國體制與全球化體制之間彼此的關係互動；全球化已儼然形成體制，它是由人類的科技所帶動，而且它也同時正在牽動各國體制的轉移。那麼，在全球化體制的影響下，各國的文化政策又有怎麼樣的變化呢？欲回答這個問題，應瞭解文化與政策的關係，進而才能探討兩者的融合。

二、文化與政策
　　關於文化的定義，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途徑，得出的論述，可以說「五花八門」 。不過，既然存在客觀的指涉對象，那麼仍不失「一綱多本」的原則。概括來說，文化乃是一群人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中，採取最適合於他們共同生存與發展的生活方式。理論上來說，文化的本質應該具有地區性、獨特性及不可比較性。最原始的文化應該只是社群意識，之後隨著時空的推移，逐漸擴張，才有了民族意識及國家意識的型塑。
　　文化本來就是人類生活的總體內涵 ；俗世的需求和發展無可避免地會改變文化的內涵。也就是說，原始的文化本質並不具有經濟或政治的意圖，更沒有「政策」的意涵。然而，近代以來，具民族意識或國家意識的文化內涵在擴張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就會附帶著經濟及政治的意圖；既然有意圖，就必須有相對的功能。文化如果想要在社會實體中發揮一定的功能或效應，那就必須納入政策的規劃程序，而一旦論及政策，就必然要觸及政策目標、政策問題、策略方案及執行力的議題；也就是說，文化必須與政策融合，確立並執行其目標。實證上，經濟化及政治化確實在當代的文化體制中如火如荼地運行著。最明顯的經濟化現象就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積極推展，而政治化的現象則是「文化帝國主義」及「公
共外交」的體制建構和運行 。
　　所以，在文化政策的思維下，文化不再只是符號及文本的建構、解讀及溝通而已，它已經蘊含著「功能」及「社會效應」的特質。當代量子思維及電子科技造就了全球化機制，文化的經濟意圖和政治意圖也隨之得以全球擴張。根據政策學理論，「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價值內涵將由當代全球化經濟體制的運行來創生；不再只是傳統的「文化建設」或「文化復興」。如果缺乏全球化的視野，文化政策的主體將無法滿足其經濟意圖及政治意圖。進一步來看，想要滿足這二項意圖的策略規劃，就必須先瞭解當前資本主義的體制運行。
　　經過將近二個世紀的高度發展，當前資本主義的體制運行已呈現出下列幾項特質：
1. 效能遞減、成長飽和、發展遭遇瓶頸 。這個現象可以舉出幾個事實加以瞭解，如美國及歐盟的發展經驗；台灣經濟奇蹟的幻滅；蘋果公司、微軟公司…等大型跨國公司的經營起伏。
2. 經濟的永續經營面臨挑戰 。這當中包括了社會體制的轉移（社會價值觀、文化及人際關係的改變）；經營典範的轉換（從產品到商品）；經濟運行機能 （生產、交易及消費的方式和形勢）的持續創新。
3. 風險社會造成不可預期的成本及代價 。其原因在於過度開發造成自然生態及社會生態的失衡，形成高風險社會（糧荒 VS. 基因改造）；既有資源逐漸短缺，物價快速膨脹，普遍福祉緊縮。
其次檢視人類經濟發展的進程，物質性經濟價值的內容概括起來有下列四項：天然資源；勞動價值（勞動量與質）；市場地位（供需的相對關係；品牌與市場份額）；知識價值（科技資料與文化資料；功能與包裝的設計）。針對上述的價值內涵來看，當前『後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運行，已顯現下列的趨勢：
1. 總體的經濟價值主要部分來自市場地位和知識價值 ；
2. 市場價值的產出已經由生產導向轉變為消費導向；
3. 市場的型態由國家組合的貨櫃模式轉換成全球一體化的機能模式 ；
4. 知識價值方面，由於想在科技上做出重大突破，短期間不易達成，其價值的增加普遍回歸於人文價值，即文化創意的增值 。
毫無疑義，文化政策的經濟意圖和效應必然要立基於資本主義體制，其發展脈絡將影響到文化政策的成敗。
　　總之，以當前「後現代社會」的體制運行來看，全球化機能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制度性環境因素；同時也是促成文化創意產業的主要動力。然而，兩岸的文創產業的發展一直以來受到傳統二大迷思：生產迷思及中華文化大沙文主義的影響，至今檢視起來，整體成效明顯不如理想。有如前述，文創產品的消費者必須有一定的文化素養；能夠流動於全球市場的文創產品應該要有「共生文化」的內涵，必須跨越「中國即是天下」的思維，才能重新認識『市場』。顯然，當你將某一文化物件 （符號意義、資訊、產品或商品）銷往某一異地時，你就必須理解該地區的文化脈絡；相對來看，當一個外來的文化物件被接受或消費時，該文化物件所隱含的意義元素將影響或改變既有的社會，於是，你的文化就在空間流動中擴張；這也就是一般所說的「軟權力」（soft power）。
　　平心而論，目前兩岸流行的文化創意產業概都只關注在功能與外觀設計的 「利基設計」（niche design）上，而且對象也只限定在品味相投的市場，概都以華人消費者為主要市場；具體的說，經濟性的運作一直駐留於「中國就是天下」的格局。然而，在全球化的體制運行下，文創產業想要達成經濟發展的使命，其產品和品牌就必須要能夠行銷他國。這個目標將立基於二個重要的基礎：一是必須瞭解當地市場的需求、以及該國消費者的生活型態，才能打造出符合其生活體驗的產品，和美感精神的品牌，進一步再擴大瞭解全球市場的目標消費者（target groups）及其特性和需求，這是目前還停留在專注代工的企業所缺乏的訓練。二是產品品牌的設計基調要以地方的文化特質配合「無國界的國際感」，也就是需要有廣闊的胸襟以提高經營品牌的視野 。
　　接下來，本文將把政策分析的基本要點轉到文創產業政策的論述。在本節最後先確立文創產業政策的價值目標，下面幾節將逐步探討其環境因素或體制，最後回到主體因應環境所需要的體制建構。
　　顯然，文化創意產業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它不同於傳統的文化意涵。因為受到生活空間的限制，傳統的文化功能只立足於本土性，追求個人生活方式與生活型態的穩定，逐步讓個人在精神認知上感受生活品質的提升；從社會整體而言，它尋求生活機能的共識性，以維繫一個和諧共生的群性體系。另一方面，由於人的生涯有限，相對於自然界的浩瀚及變化，個人與社群生活經驗的傳承，尤其在精神符號的延續上，對於生存的需求、生活品質的提升以及社群的凝聚力，就顯得特別重要。所以，傳統的文化政策旨在進化的軌跡中達成文化傳承的任務。
　　然而，處於全球化體系中，科技突破了空間的限制，生活的經濟性需求高度竄升，競爭日熾，民意高漲，文化政策的任務艱巨，與傳統時代不可同日而語；它同時必須兼負穩定政治、發展經濟及文化傳承的功能。以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而言，其主要任務的達成至少需要二項功能：1. 提升產品或商品的附加價值，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2. 發揮本土文化的時空傳承（縱向的歷史傳承以及橫向的空間擴展）。
　　既然全球化是當前文化政策的環境因素，又是邁向新景象的驅動力，下一節將討論「全球化體系的文化圖像：從創意文化到文化創意產業」。

參、全球化體系的文化圖像：從創意文化到文化創意產業

　　關於文化產業的發展，根據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文化創意者（符號創作者）與當時社會的關係，劃分為三個階段 ：文化藝術化階段、文化產業化階段及產業的文化加值化階段。而這三個階段分別處於不同的文明體系：第一個階段是封建時代的農業社會經濟體系；第二階段為工業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第三階段則是當代知識經濟時代的全球化經濟體系。
　　文化藝術化階段中，文化的圖像是以藝術品作為文化的象徵，也就是將文化的意象以符號的呈現方式實體化。主要的創造者是藝術家（意象的認知與表現方式皆非既有實體，概都屬創意）；而以當時封建社會的經濟體系，有能力消費這種文化藝術品的受眾，只有貴族階級的上流人士。所以，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雙方的體系各自獨立發展，彼此存在贊助關係（patronage）；文化創意者就成了上流社會貴族的專屬符號。
　　到了第二階段的文化產業化階段，由於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的發展，產業從中介入、轉化並剝削文化藝術品的經濟價值，獲取利潤。就如Richard Peterson所揭示的：它是一個介於文化創造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複雜的機制」 。從生產的角度來看，這個階段的文化產品已經促成了產銷機能的連接，文化不再單單屬於藝術品，而且也已邁入商品的屬性。簡單的說，企業家將文化的符號與藝術進行了產品化；藝術家與文化企業家結合，開始以文化藝術為主體的產業經營，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故宮文物以及歷史博物館文物的商品化，另外如傑出演藝人員作品的舞台化（空間美學與音效設計）或商品化，如Griswold在她書中一再提及「藍調皇后」Bessie Smith的唱片及其崛起的過程 。這個階段的社會經濟背景屬於工業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產品的受眾還無法普及一般庶民大眾，主要的受眾還是具有文化資質與經濟能力的菁英消費者，文化產品的消費者多少程度還帶有社會身份及地位。從這個階段開始，文化與經濟快速結合，把文化（主要為藝術的內涵）的生產與消費以經濟的過程來具體化 ；簡單說，就是文化物質化或商品化。既然如此，文化生產組織就有了利潤的考量，一方面，需要採取大量生產的方式，同時又必須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終究，顧客才是最終影響文化產品或物件經營成敗的因素；Paul Hirsch稱這種文化物件的受眾或顧客為「生產詮釋的次系統」 。
　　到了當代知識經濟的時代，發展脈絡已邁入文化與經濟相互融合的產業與文化相互加值化的階段；文化資料成了經濟性價值的內容，而且與產品或商品的包裝、設計及功能結合，從發展初階段以機械方式的融合（mechanical solidarity），轉化為現階段的機能融合（organic solidarity），也就是當前南韓將文創產業的發展轉化為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y）的意旨 。簡言之，產品或商品的設計是以文化與物質（既有的功能商品）互為表裡，讓文化來創意產業，也讓產業透過物質來顯露文化的意象或符號創意；也就是，透過文化意義的隱喻及顯象來創生產品的價值，將符號象徵融入物質或經濟性產品。
　　從文創產業的經營角度來看，其生產規劃是以商品價值為考量的主軸，文化配合商品需求，產生創意，改變物質的符號顯象，包括形式及內涵，發揮加值的作用。其受眾不再局限於特殊的階層或群體，將根據產品與市場關係的準則盡量
擴大受眾範圍，形成消費群，其產品或商品的文化加值設計走向迎合廣大的庶民大眾及多元性的消費群體。
　　所以，在當代的資本主義體系，物質面與符號性的融合，造就了當代的商品價值：以符號性（文化）為主，物質的作用是襯托出象徵意義，讓符號的隱喻很容易解讀，以展現文化的特質；或以物質的功能性為主，配合符號的融入，提升物質的美學與價值。總結來說，「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必須同時兼負經濟及文化的任務，使文化能夠商品化，也使商品得到藝術的加值；既肩負經濟發展的使命，而且隨著物質的全球流動，又能承繼文化擴張的功能。1997年金融風暴後，「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成為南韓的經濟發展主軸，創造了經濟榮景。
　　一旦觸及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運作，就不能不探討其運行的核心動能，也就是資本的問題，包括內容及流動的體制；文化創意產業也不例外，因為她還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運行，相關的遊戲規則也將決定她的成敗。下一節本文將探討文化資本的內容。

四、文化資本：人、物、制度

　　文化一旦與經濟結合，不管是文化產業化或是商品的文化加值化，其發展就如經濟體系一樣，無法缺少資本的運行，以支持相關的活動，包括生產、交易及消費。沒有文化資本，就不會有文化相關產業的發展。
　　何謂資本？簡單的說，資本就是一種趨動力，具有足夠的資源以擴大生產、交易及消費的參與者，並將參與過程系統化，型構成為連動機制。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言，支持生產的資本包括資金、生產工具、知識（know-how）；支持交易機制的資本包括資金、媒體、資訊、通路；支持消費的資本包括資金、資訊、通路；而且資本型態必須具有可交換性。
　　對照於工業體制的資本體系，「文化創意產業」體制的資本可歸納為人力資本、經濟性資本及社會性資本 。傳統的文化產銷機制主要重視在生產，以知識的培育及創新為主軸，並不考量交易和消費的問題，彼此功能各自獨立。在文化藝術化階段，消費者為專屬性階級，一般為貴族階級，所以，資本流動的問題並不明顯。隨著文化的經濟化，不管是文化的商品化或是商品的文化加值化，文化必然要隨著商品在體制中流動，文化資本就成為「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成敗的重
要因素。
　　首先來探討文創產業的人力資本。傳統以來，人的精神資質，是文化資本最根本的具體形式，涵蓋文化素養（符號的美感認知與創造）、教育、人格修為及特質。這種資本有幾項特徵：個體專屬性（不能轉移）、無意識性（無法以理性預測）、本質獨特性以及符號性。在傳統的文化藝術化階段，文化圖像中缺乏「產業要素」，其主要資本就是文化的人力資本，而且偏重在文化產品的生產者（藝術家）身上。然而，文化一旦產業化或商品化，包括文化產業化階段及產業文化加值化階段，不僅關連到文化的商品化程序，更會關注在「受眾」的文化精神素養所產生的人力資本；這就是文創產業與一般產業不同之處，一般產業的消費是基於生存機能的物質慾望，而文創產業的消費同時包含著精神性的符號美感。因此，文創產業的經營風險相對比較高。所以，Pierre Bourdieu提出了「品味效應理論」 ，而且為了擴大文化物件的受眾規模，生產者就必須同時着眼於受眾的感受及品味，讓其文化物件可以創造出不同的共享意義，也就是讓其創造物能夠成為「共享的具體化意義形式」 。
　　另外，文化的商品化程序就關係著物質性與文化性統合的問題，在文化產業化階段，文化資本的累積和運用，在產銷二個體系仍然各自發展；個人的創意獨立於成果（文化產品）的交易或轉讓，也就是，文化產品的創意及生產並不很在意「受眾」的文化認同。然而，在產業文化加值化階段的「文化創意產業」，其產品的文化創意就必須與「受眾」的文化認同相結合，甚至也需要考慮「交易經理人」的文化市場認知；很明顯，「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的成敗關鍵就在此。根據Hans Robert Jauss的理論，任何人對文化物件或文本的意義認知概都循著其個人的歷史經驗或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所組合而成的「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 。
　　在此，就舉中國故事為主題的動漫「花木蘭」與 「愚公移山」為例來說明，將可以讓一般人很容易瞭解這其中的意涵。「花木蘭」動漫發行的時機剛好是美國發動第二次的伊拉克戰爭，女性的軍事才能及愛國情操正受到全世界的重視，美國也正試圖並積極鼓勵女性參軍，因此，該動漫影片推出後大受歡迎是可以預期的；事實也呈現出如此景象。當年，美國羅斯福總統能夠順利正當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就是利用了美國民眾推崇林肯決心打內戰的「期待視野」 。
相對來看，「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國也是家喻戶曉，在中共革命時期，毛澤東曾經引用來鼓舞中國人的士氣，而且也相當成功。可是，時過境遷，當前形勢已大不相同，世界正關注地球的生態問題，「愚公移山」只會讓人驚悚，並讓世人誤解中國人不重視生態保育，而且冥頑不靈。如此忽略了受眾或消費者的感受，這部動漫在世界市場肯定無法受到歡迎。所以，任何傑出的演藝人員、運動員或文化創作者都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或主流意義下展現其文化的影響力 。
　　接下來的討論重點將轉到經濟性文化資本。文創產業主要是將文化符號或精神內涵以物質形式或資訊形式客體化，如文學、繪畫、戲劇、舞蹈、器皿、建築…等。如此一來，既然有了物質形式，這種資本模式就可以流動、傳承、交易和消費。其次，一旦觸及到經濟，就難免要想到價值與市場的關係，不再像傳統的文化價值認知，認定文化本身就存在著經濟價值，不由市場供需來決定；自從文化產業化之後，文化產品就會以它所具有的文化特質進入市場，由供需曲線造就其超乎尋常的價值（由物質的文化加值及文化的物質價值來體現）。
　　最後來檢視社會性文化資本。所謂社會性文化資本就是對具有文化能力、人力性資本和經濟性資本的擁有者，權威性授予一種社會價值的認定、保護及支持；也就是，建構文化保存、演進、產出和保護的社會性價值和制度。具體而言，就是支持文創產業運行與發展的社會制度及政策，包括思想自由化制度、智慧產權化及保護制度、文化能力的認證制度、權威及金融贊助政策…等等。另外，資本必須可交換及增加，而且也需要在一定的體制內交易，所以，資本就必須取得體制的認證，才能建構資本的交換秩序，使其運行，促進再生產、累積、產品交易及消費。由此，社會性資本取決於擁有者所能運用的網絡規模，包括經濟性、文化性及抽象性的資本網絡。Richard Caves提到：大多數文化創意產業體系是一種透過非正式契約關係所組成的網絡組織，這也符合了當代經濟學快速發展的「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在此領域中，有些交易行為發生於組織的內部，而其他的交易行為卻在獨立於組織外的經紀商或公司之間進行；文化創意產業體系內這種組織網絡的運行，明顯連結了契約論述與經濟組織之間的操作邏輯 。從市場運行的自由化角度來看，針對文創產品的評價，一般而言，買方是處於資訊不對稱的不利方，理論上應立法保障消費者權益，然而，現實而言，文化創意產業的生產組織或企業常常與消費者之間普遍也都處於「對等的無知」。另一方面，從創意者的觀點來看，創意計畫本身也具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於是契約約束的規範性制度也就成了關鍵的社會性資本。
　　目前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最缺乏的是社會性資本的建構；如果觀念還
停留在傳統的「文化建設」或「文化復興」的階段，政府的行政運作就會將經濟性資本濫用，一方面缺乏市場的概念，另一方面會大量浪費資源去贊助那些存心依賴政府補助的人員或組織。文化資本的浪費或濫用，毫無疑義，將導致整個文創體系的效能及效率不彰。
　　總結來說，從整體資本形式來看，「文化創意產業」是一種將個人創意、商品生產、價值交易網絡和消費結合成為一體的文化產業機制；其創意也必須結合藝術家、企業家、交易經理人、受眾或消費者為一體的「協力創意」體系，具體以空間呈現出來的平台，就是當前一般所建構的「文化創意園區」；將來逐漸也會部分轉入「網絡平台」。綜合各項元素的關係網絡，本文參酌了美國文化社會學者Wendy Griswold所提出文化鑽石模型（cultural diamond）的概念 ，來說明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實體網絡：

圖中菱形四邊的線代表彼此相互影響的關係；
內部粗線的箭頭方向表示支持或贊助

文創園區的平台功能就是讓文化物件的創造者與鑑賞者或消費者進行對話，以縮短彼此鑑賞力的差異；從商業角度來說，文創園區作為交易平台就是要透過交流與對話提升消費者的購買慾望，增加銷售成果，促進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從文化教育的角度來看，文創園區同時扮演提升消費者文化素養的功能及角色。
　　最後，資本之所以能夠產生經濟的驅動力，主要是資本必須能夠流動、借貸、轉換、以及促成所得分配。下面一節將討論資本的流動，最後談借貸、轉換及分配的體制建構。

伍、文化的流動與文化資本的全球流動

　　功能性而言，隨著電子科技的無遠弗屆，全球化是「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但是，從價值層面來看，全球化應該是「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以及「地方全球化」（loglobalization）的文化整合型式。全球一體化的功能和程序，主要是透過全球性規模的科技機能（交通與資訊）和市場機能。然而，充斥於一體化功能和程序中的內涵卻是多元、複雜的文化意識與文化型態。也就是，多元的文化在全球一體的程序中流動、碰撞和共生，形成了「全球地方化」及「地方全球化」的實體現象 。
　　具體一點說，「全球地方化」就是各地方都是全球化的縮影；每一個地方的人們都能享受著當代現代化的生活型態，生存在統合性的共生文化中。而「地方全球化」則是各地方的文化必須竄行於全球化體系中，將其文化特色駐留於全球各地方，肩負著文化擴張及傳承的功能，否則將逐日消失於世界，進而被遺忘； 過去是縱向傳統的傳承，當代必須同時肩負橫向的擴張與傳承。不管是「全球地方化」或是「地方全球化」，其主要內涵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其關鍵動力就是各種文化的「跨域流動」，流動於全球化體系，進而碰撞，衝突或共生 。在一個快速流動的全球化文化體系中，文化將呈現幾項特性：演進、流動、包容及可複製，才能讓世人留存，進而發揮對他者的影響。
　　然而，文化本身不會流動；文化的流動必須透過「載體」的流動；要有全球性流動的載體，才有全球性流動的文化。而文化的載體概略可分為三大類：媒體、商品及人。「媒體」基本上是以影像及文本傳輸文化的內涵，包括象徵、符號、心智等；「商品」則以物質、功能、形體（也是一種文本）呈現文化的抽象內涵及精神意象。其實，文化的傳統載體主要是「人」；人的生命體與文化的有機性可以互為表裡，使得文化得以逐漸型構其社會性。於是，人的流動（旅行）固然可以帶動文化的流動；文化形體的流動（商品流動；物流）也可以帶動人的流動，

進而促使文化流動。相對應來看，文化的三項載體（人、商品、媒體）也相應地型塑了文化資本的三種形式（人力資本、經濟性資本、社會性資本）；其流動不僅促成文化資本的全球性流動，同時也創造了經濟性財富及文化影響力。

陸、文化的資本體制：文化資本的借貸、轉化與利潤分配

　　在一個快速流動的全球化文化體系中，文化必須具有「演進、流動、包容及可複製」的特性，既然如此，文化資本也就能夠借貸與轉化，並可進行所得分配。在人力資本方面，不僅文化創意的人才可以借用，文化的內涵或元素也都在全球化體系中流動與借用，提升產品設計的文化素質，譬如CHANEL皮包借用了俄國文化元素及中國文化元素；Wedgwood 產品不僅發揮英國文化元素的特點，同時也融入中國文化元素；法國服飾也搭配日本傳統文化元素（和服的蝴蝶結） ；美國影片「阿凡達」也參入了中國元素…等等。
　　其次，在經濟性文化資本方面，全球跨國公司及各地方產業也都在全球化文化體系中生產多元性的文化產品，包括各種融合性文化的文本、歌劇、舞蹈、繪畫、文化性功能產品（如麥當勞、Starbucks、鼎泰豐 、珍珠奶茶、Wedgwood、法藍瓷、公共空間建築）、創意城市…等，流動於全球性市場，創造財富，再投入文化的創意，轉化為功能性產品（包括建築、空間、影音…等）的文化加值（包括榮耀、休閒、禪意的心靈感應）。
　　最後，在社會性文化資本方面，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及所創造的巨額經濟加值，世界各國政府及跨國性組織都積極建構支持文化運行與發展的社會制度及政策。就如經濟領域內金融體系的全球化，帶動著資金的全球流動，支持經濟發展的活動；同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也需要一個文化資本的全球網絡，帶動著文化資本的流動，並建構全球性的文化資本秩序，最明顯的就是智慧產權的保護。那麼，各國的社會性文化資本必須透過流動、碰撞、進而形成相容的全球網絡；如此，透過文化資本的流通，便能促進文化產品的流通，進而創造財富。

柒、結論

　　回顧各國文化政策的發展歷程，其實，當年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反對文化的產業化，應該也是有幾分道理。當文化被商品化之後或將文化作為商品的加值工具，文化的本質難免就失去了文化的特殊性。然而，就因為如此，商品化的文化也產生了模糊的空間，使其容易與異質文化互為共生，也可以被借用和轉化，迎合了歷史的發展趨勢。如何在物質化的過程中不斲傷文化的創意，又能讓文化在社會實體中造就人類物質性及精神性的福祉？這個問題確實值得進一步深入的探討。
　　為了因應「文化創意產業」的共生內涵，其經營型式也必須先採取「文化創意」與「物質化產能」相互獨立運行，再進行彼此的調和與共生；也就是，讓個人的創意獨立出經濟性操作之外，而讓創意的物質化成果進入經濟性的產銷程序。事實上，任何創意所形成的文化資本，其效用及價值都有賴於在社會結構中的文化表現方式來確立，就算在傳統的文化價值體系或文化產業，也不例外。
　　既然文化能夠透過商品、人及科技的傳播促成大眾化是一個明顯的趨勢，「文化創意產業」必能掌握當前的時運，創造龐大的經濟價值。未來可預期的是，文化在經濟體系所創生的價值，也將在快速成長的過程中重塑社會經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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