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救灾手段和机制经受住了又一次考验。

黄金72小时内，生命救治、物资投放、基建抢修、款项下拨、信息公开这五项重大事务全面展开且运作顺畅。首批军方应急救援队伍携设备在地震发生后10分钟即奔赴灾区，无人机等最新装备也首次投入救灾。国家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后，李克强总理飞赴灾区察看灾情，交通、电力、通讯、地质等职能机构响应迅速、各司其职，救灾款项及时下拨，保险业界也主动介入。民间力量则在灾后10小时内自发、有序驰援灾区，较之以往不仅更为迅速，在专业性、设备和人力资源的配置上也均有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官方发布还是媒体播报，数据化、系统性客观信息在比例上有所提升，这种理性务实先于感性表达的思维在宝贵的抢救阶段中颇可称道。
自2008年以来相继经历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等强震灾害考验，中国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抗灾救援和危机管理经验。政府、军队与社会力量多方衔接，呈现更成熟高效的计划动员、协调管理水平，体现出一个国家整体治理体系与能力的进步。
随着黄金72小时内的紧急性抢救阶段完成，救灾行动重点转向灾民安置、次生灾害防控、物资筹调发放和对灾情的进一步收集。灾情还在不断变化，尚有一系列难题摆在眼前。譬如为保障人员救治生命线，灾区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部分社会捐献物资可能还存在配送不够合理及时的问题，并受到一些质疑。“救灾部队浑水煮面”真假新闻事件，则让媒体在迅速发展的救援响应面前暴露出迟钝僵化的一面。这些现象都说明进步了的救灾能力为社会各界力量深度参与提供了可能，反过来这些力量也在催促系统管控的效率、合理性持续升级，应该看到良性循环正在形成。
此次云南鲁甸地震，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一个新的、重要性不亚于救灾的课题：以避灾为考量的国土规划。
资料显示，80%以上都是山区的鲁甸自然灾害多发，既存在地貌复杂、地质脆弱的先天不足，也存在资源掠夺式开发造成的后天破坏。这一情况使6.5级地震的破坏力被放大，上万建筑物直接垮塌，居民形容街道“就像被轰炸过”的战场。震中龙头山镇本已属于不宜居地区，不仅灾害频繁、抗灾能力微弱，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空间也十分有限，此次大灾后的前途十分堪忧。
与并不经济的就地重建相比较，搬迁也许是更恰当的选择。若整体移民到更安全的地区，在当前的国家治理工具箱中尚缺乏“灾害移民”配套方案；若与务工亲眷一道随迁入城，则面临城市吸收接纳农村人口能力尚颇为不足的窘境。显然，无论选择哪条路径，抑或并行，均会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出更高要求。
如何在先天后天条件极不均衡的广袤国土上做到规划既经济又公平，且就一系列发展问题应对得当，给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新的要求。从该意义讲，鲁甸地震是一次国家治理的升级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