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香港恒隆集团及恒隆地产陈曾熙家族旗下的晨兴基金会（The Morningside Foundation）宣布，将向美国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支持该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这笔捐款是哈佛大学创校以来获得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并将更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以纪念已故的陈曾熙。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Julio Frenk表示，这笔捐赠将支持学生与教职员致力延缓和克服全球健康所面对的四大威胁，包括新旧流行病，从疟疾、埃博拉到肥胖症和癌症；有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到枪支暴力和吸烟的危害；贫困和需要人道救援的危机，包括战争和自然灾害；全球各地面临失效的医疗体系，导致医护费用难以负担、医疗效率低下，甚至有许多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陈曾熙为恒隆集团的创办人，亦为集团现任主席陈启宗及晨兴基金会发言人陈乐宗之父。恒隆的新闻稿称，陈乐宗于1975年和1979年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哈佛求学期间，他父亲曾来校探访。因此，家族基金会通过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赠的方式缅怀陈曾熙至为恰当。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募捐计划启动于2013年，为哈佛大学募捐计划的一环。陈氏家族的捐赠是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

香港富豪陳樂宗早年曾在哈佛大學取得放射生物學博士學位。（彭博資訊）

 

哈佛公衛學院。（取自網路）

 

 

香港部分富人为何偏爱捐资助学？

 （任成琦）

　香港晨兴创投主席陈启宗和其弟陈乐宗，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约27亿港元），成了时下舆论热议的焦点。　　　　

　　1 港人乐捐医疗教育和赈灾

　　陈氏兄弟在《福布斯》2014香港富豪榜上排名17位，净资产29.5亿美元。一下子就拿出家底的1/10强，漂洋过海去“捐资助学”，可谓大手笔。在香港，虽然不是每个富翁都会慷慨解囊，但类似的大手笔可不止这一桩。比如鼎鼎大名的华人首富李嘉诚，在2005年5月就向香港大学捐款10亿港元，成为香港历年来最大一笔教育捐赠。资料显示，李嘉诚基金会自2000年以来，已向香港教育事业捐出约20亿港元，受惠院校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和公开大学。

　　有人概括说，香港部分富豪慷慨乐捐，捐助的主要方向，不外乎医疗、教育和赈灾。李嘉诚曾说过：“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翻开邵逸夫这位香港慈善大家的履历，动辄上亿元的捐赠“四处开花”，但有一个领域，最为他所重视，那就是教育。

　　2003年9月，香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把4500万港元支票交给香港理工大学负责人手里。2005年9月，李嘉诚基金会向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李嘉诚健康科学研究所”捐款1亿港元。2008年3月，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郑裕彤，捐赠4亿港元给香港大学。2011年3月，香港浸会大学获得孙少文夫妇捐资3000万港元，成立“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至于邵逸夫捐建的逸夫楼，更是遍布香港和内地各个高校中。

　　2 富豪捐赠“挥金如土”原因多

　　港人富豪对教育和医疗领域情有独钟，背后有厚重的人文关怀。陈乐宗曾在哈佛就读，并曾在哈佛医学院从事癌症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或许可以解释陈氏兄弟捐款的主要动机——深知病患对人类的威胁，所以要努力去克服埃博拉等传染病疫情、环境卫生危机、贫穷和人道救援的危机等。捐钱是手段，最终体现的是对人的关怀。李嘉诚基金会发言人解释李氏乐捐的动机时说，李嘉诚信奉的是“知识改变命运”，抱持“以香港为家”的信念，所以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教育。

　　据了解，哈佛大学决定将学院易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以纪念陈氏兄弟的父亲、恒隆集团创办人陈曾熙。在香港，以命名作为回报，更像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比如获得巨资捐献的港大为表谢意，医学院就以李嘉诚冠名。为答谢郑裕彤，港大法律学院会将建成的新大楼以其命名。甚至内地也是紧跟风潮，在获赠香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的2亿元人民币捐助后，北大决定将落成后的人文大楼永久命名为“李兆基人文学苑”，公共教室楼命名为“李兆基楼”。“我投之以利，你报之以名”成了屡试不爽的双赢范式。

　　当然，部分港人乐意在高教捐赠上“挥金如土”，也和港校的筹款主动性有直接关系。比如特区政府就有专门针对高校的“配对补助金计划”，鼓励社会捐献和学校筹款，各院校所筹得的前4500万港元，政府以每1元配1元的等额方式，发放配对补助金；而其余所筹得的捐款，则以每2元捐款配1元补助金的方式发放。补助金的上限为2.5亿元。

　　2003年9月，当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胡应湘从李兆基手里接过4500万港元支票时，他算了一笔账：“这笔巨款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新设立的等额补助基金计划下，可为理大争取额外的4500万元政府资助，最终为理大带来9000万元款项。”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也赞扬李嘉诚的捐助，让学校从特区政府的配对补助金计划中，得到最大效益。当然，香港高校财务比较公开透明，各项捐赠都能让捐赠人清晰地知道用途和去处，也是其能源源不断获得捐助的秘籍之一。

　　3 香港捐赠文化根深叶茂

　　也有人认为，香港富豪的好善乐施，最根本的是与香港慈善传统和氛围有关。香港的慈善团体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最久远的东华三院已存在近150年。慈善机构已成为继特区政府、市场以外，第三股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强大力量。在这样的环境里，部分香港富豪成了捐资助学的主力军。

　　邵逸夫有一句名言：“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慈善家。”一下子打通了商人们经常困惑的舍与得、取与予的界限。据统计，包括捐助教育的重资在内，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100亿港元。

　　靠地产建筑和酒店起家的香港商人余彭年，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十四大慈善家”之一。2006年至2010年，他更是连续5次蝉联胡润中国慈善榜榜首，几年来累计捐款62亿元，被誉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其后余彭年宣布将其名下剩余的所有资产，共计32亿元，全部放入“余彭年慈善基金会”，从而使其资产价值达到82亿元，成为民间慈善基金会中的巨无霸。

　　更为大众所熟知的，是“李超人”将1980年创立的“李嘉诚基金会”视为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并将个人1/3财富投入其中。李嘉诚基金会30周年时，已捐款超过百亿港元。当时李嘉诚说，未来10年基金会的捐款会多于前30年的总和。

　　1985年5月，邵逸夫捐款1.1亿港元并亲自担任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创办人。两年后，80岁的邵逸夫迎着香江冬日的阳光，来到港中大建筑工地上，手持和泥工具，带着开怀的笑容，为自己付出良多的逸夫书院“添砖加瓦”。

　　当我们为陈氏兄弟应该捐款给美校、港校还是内地高校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不妨回想一下早已离去的邵逸夫。邵逸夫让内地人念念不忘，但他的捐献并不局限于两岸四地及东南亚一带，邵逸夫还设立了奖学金计划，资助亚洲学生攻读欧美大学，在旧金山开办了以他首任妻子命名的老人中心。旧金山政府为嘉许他的慈善贡献，在1991年宣布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邵逸夫日”。或许，回到慈善捐赠本身，看到香港慈善文化中的闪光点，寻找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比单纯的口舌之争更有意义和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