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色狼教师职员上千  祸害中小学女学生近万

       中国西北工业大学暨山东大学客座教授，自卫防身学研究人员陈工博士和助手刘留博士刚刚完成对中国色狼教师性侵中小学女学生状况的一项大规模综合研究。自卫之火十五年来跟踪网络报纸期刊书籍，尽最大努力收集到一千零七个报道。本研究从几个大的方面对所报导的这些案例做了综合分析。研究目的是发现中国色狼教师犯罪的规律，以便进一步找出以科学研究作依据的防范和应对办法，并且为未来在中国中小学生推广普及自卫防身学教育铺平道路。

       改革中突飞猛进的中国在2013年发生了一系列色狼教职员性侵中小学女学生的重大案件。报导铺天盖地而来，案件频发如同雪崩，其影响如同十二级地震，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人们对这些案件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尤其是学生和家长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多少年来教师是一个令人最为尊敬的职业，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家靠父母，在校靠老师”已经成为学生和家长们的座右铭。可是曾几何时，教师已被网络列入中国十大最不齿的行业（作者不敢苟同）。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是清白无辜的，他们还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但是这些少数色狼教职员却成了那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令教师的名声跌倒了谷底。这些案件在女学生和家长中造成巨大恐慌。如果连教师都靠不住，那么这些独生子女学生在学校的安全还能指望谁？人们无法相信这些本该令人尊敬的园丁竟然成为毁灭女学生的罪魁祸首。色狼教职员们的所作所为彻底颠覆了中华民主的美德与传统，击穿了作为人民教师的最低的社会道德底线，动摇了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信誉。

此项研究所收集的从2000年（包括以前的若干案例）到2014年9月7日媒体上所报导的中国色狼教职员为一千人零七人，在研究完成之后又有三个案例被媒体披露。然而，按照中国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的说法，每一个所报导的这种案例都代表至少七个未被报导和揭露的隐形案例。如此推论，则中国的色狼教职员人数至少在七千到八千人之间。因为作者的研究力量有限，无法对全国所有的网站，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尤其是公安局统计数字，和法院的档案做全方位的覆盖和搜索。因此应该有很多已经报导的案例没能收集进来。另外，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的案件基本上是无处可查。因而中国色狼教职员的实际数字要比估计的七八千人更加庞大。色狼教师性侵女学生案件在2013年以147个达到历史最高峰，2014年到九月下旬已经达到110个。此前的几个高峰年度包括：2004年的89个，2010年的79个，2011年的96个，和2012年的79个。其中广东和安徽以88个并列这个“金牌榜”的榜首，全国除西藏外所有省份都无例外。湖北和江苏分别以61和60紧随其后。湖南和福建以58和55排列在第四，五位。

色狼教职员性侵女学生的案件在县城和和镇一级的学校发生数量最多（约38%），乡和村级学校次之（约31%），中小城市排名第三（近17%），而大城市报导案件虽然最少，但也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之间（约10%）。这个结果说明，色狼教职员性侵女学生的案件并非像许多媒体报道的那样，只有农村留守儿童才成为受害者。中国大中小城市，县镇，和农村中小学女学生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因而自卫防身学教育应该成为全国所有学校的必修课。

根据已经报导人数的案件，受害学生的总数约在6150到6993人之间（由于很多报道没有具体说明人数，例如只说数十人，因而本研究只按最低人数计算）。然而实际受害人数应该比本文研究的数字多得多，因为在这1007个案件中，有些案件没有报导人数。再加上七倍没有被揭露的隐形案件，被中国色狼教职员性侵的受害女学生至少应该有四五万之巨。在太平盛世的中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竟然有这样多的中小学女学生被色狼教职员性侵，令人怵目惊心。这些色狼教职员的劣迹令社会主义中国蒙羞。

本研究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50岁以上的老年色狼教职员犯罪比例最高，40-50岁的中年色狼教职员紧随其后，中老年色狼教职员竟然占了将近70%。证明“老不正经”这一俗语绝非空穴来风。学生和家长千万别以为教职员人越老心越善，或者老年教师会丧失对女学生的兴趣和性侵能力。作者没有条件去对这些色狼教职员作面对面调查，因而无法了解他们的作案动机。但作者相信这些色狼教师在他们年轻时所处的社会条件下在与女性交往方面所受到的压抑，在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崩溃的条件下得到了一次大爆发。

本文研究中性侵女学生的色狼教师出现了三个类别。第一类中，班主任成为性侵学生的最大群体，专项任课教师（数理化文史等）成为第二大群体，而校长副校长则为第三大群体。班主任，任课教师，和校领导这第一层次人员总共占了40%多。还有约30%的未详细报导的本校教师。这些人可是学生们最信任最应该依靠的人。第二类中，体音美教师，教导主任，学校的各类职员，代课与民办教师，以及补习班教师构成了第二层次的犯罪类别，占色狼教职员的17%左右。第三类则包括其他各种色狼教职员和他们的亲属，占8%左右。在第三类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是德育法制品德心理教职员和辅导员以及团委书记， 其次是教职员的家属。其中竟然有些外教也加入色狼教职员队伍。余下的则包括了几乎所有能与学生打交道的人。在这些监守自盗的色狼教职员的监护教育下，中小学女生所面临的性侵威胁来自四面八方。现在家长都不知道，在孩子的学校里，他们还能望谁来保护孩子不受性侵犯。

李涛：教师性侵案真的在“频发”吗？

　　公共媒介对性侵案件的频繁密集报道，事实上并不意味着性侵案件在当下农村更为频发，甚至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近日，诸多媒体密集报道湖北、湖南等地农村学校教师性侵学生的个案，这给社会公众造成直觉性的强烈刺激，似乎近期内性侵案件相比以前频发。由此，评论者纷纷将事件发生的逻辑再一次简单归因于教师职业道德滑坡、社会底线沦丧、法律观念缺位、保护措施不力等可任意套用的万能分析模版之中，提出的相关建议也自然是要提高教师职业道德、加强学生教育防范、提高社会保护力度、完善法律救济体系等万能解决方案之中。事实上，性侵案件突然频频曝光，这一现象本身就亟待我们去反思更多深层性的因素。若不去追问这些因素，希冀提出真正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难免困难重重。

　　性侵案件真的频发了吗？著名的传媒学大师——加拿大人麦克卢汉曾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媒介即讯息。这无疑提醒公众需要知晓——媒介不仅通过其对事件原相切割包装后的内容影响公众，甚至通过媒介本身形式的改变直接影响公众的思维习惯。公共媒介对性侵案件的频繁密集报道，事实上并不意味着性侵案件在当下农村更为频发，甚至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要得出性侵案件确实日益频发这一结论，尚需借助于更多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通过“科学抽样”、“严格控制因素变量”、“同期对比”予以深度检验。首先需要科学确定规模人群中性侵发生率的标准值、特定区域内特定群体的性侵发生率标准值以及严格认定的性侵认定指标，然后在对研究对象总量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时期特定空间特定群体的性侵发生率比对检验，同时剔除误差率之后，才能得出性侵案件是否更为频发的合理结论。目前来看，此类实证性研究尚缺，故真实结论还很难判断。

　　因此，诸多媒介近期密集的个案报道并不能从社会学意义上宣告农村学校教师性侵学生的行为真的比以前更多。相反，另外一套可能性的假设是：农村学校现在的性侵案件或许较之以前少。一方面，因为现在农村学校中学生和农户家庭个体权利意识的苏醒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性侵行为发生后的救济渠道更为广阔（不仅有司法渠道，还有更为便利的媒体监督渠道）。另一方面，城镇化快速推进下不断与外部异质性空间接轨而不断法理化、开放化了的村落社区，已经有了性侵行为发生后敢于公开追责的社区舆论支持系统，“家丑不可外扬”的思维逐渐被个体与社区共同体更为强烈的权利保护意识所替代。由此，反过来想，性侵个案能够被公共媒体密集报道这一社会现象，反而真实说明了农村性侵案件发生后普通大众更为理性化和公开化的表达方式，更为常态化和务实性的处理策略。相对于情绪化的片面指责道德滑坡、法治缺位等因素而言，这反而才是真正制约农村性侵违法行为蔓延的针对性办法。由此可理性推论，性侵案件之所以能够被媒体公开化曝光，反而是农村个体法律观念提升、社会保护措施增强、公共性社会底线提升的结果。另外，如果实证结果进一步证明当下性侵案件减少，是否可以证明教师职业道德水平提高了呢？笔者认为需要格外谨慎将职业道德和性侵作简单的交叉分析。

　　当然，以上推论尚未经实证检验，但笔者在此将该问题提出的意义不在于检验本身，而在于提醒更多的公共评论者：事实真相可能还有另外一面。因此在面对公众发言时，需要更为专业化、科学化和细致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支撑，同时需要特别小心将尚未经严格证明的结论当成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展开“意见式”评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