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多人都在问我怎么看这个时代，我觉得中国这三十年应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一个充满发展、充满变动的时代，以后中国社会还会发展，人类社会还会发展，我也相信会发展得更好，但是这么急剧变动的时代是不会有了。

在这里面就谈到所谓的优势问题。一个社会的发展总会是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关键不在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否有很严重的问题，关键是怎么去克服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向问题学习、向困难学习。中国的优势，正如西方的智库对我们国家的基本看法一样：比较善于学习，在困难、困境、失败、挫折当中学习，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在学习当中，通过痛苦走向光明。

今天的中国社会比过去更复杂了，它也许没有什么严重的危机，也没有那么严重的困难，但是它和过去相比更加复杂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所以在这个时候国家更需要理性，更需要学习。

说到我们的职业，还有千千万万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智库，其实担负着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替人民、替国家、替党学习、研究，去认识日益复杂的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尽力去探索。

从改进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和科研体制是有问题的。因为智库是社会的头脑，是我们学习的关键部件，是一个器官。而现在的科研体制基本上是产生于共和国建立之初，那时候百废待兴，文化、科学事业需要发展，那时候就向苏联学习。那时我们体制的特点，我把它称之为强化体制，也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有一个发展和变化，就是会把问题进行分解、进行专门化，然后进行专门的研究，这个就是当时的组织机制。当然现在我们的科研机构，除了组织结构，也包括管理机制，甚至评价机制，我称之为科研体制，这都是对我们智库的发展不利的。

首先，强化机制。在一定时期内有它的合理性，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50年代我们国家社科方面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另一面就暴露出来了。我作为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者，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操作工人，都是一个局部。从智库的角度，咨询工作还可以，社科院很多学者引以为傲，就是国家咨询时用到他了，这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但是更多的规划，前瞻性的研究，对社会整体的考虑，这些却需要非常完整的认识。所以我们学术界讨论，说中国的“大家”少了，“大师”少了。

现在有很多分门别类的专家，但能够面对完整问题的专家少了。这就看出来我们的组织体制是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这个国家需要一种前瞻性、战略性、整体性的研究，规划的时候，这样一种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是不适合的。

第二，管理机制。我曾经写过文章，智库有三个境界，一个是专门化，现在大量的学术机构都做到了；二是专业化，有专门的工具；三是职业化，就是说智库所生产的产品能够为社会所需要，为社会所购买，最后能够维持它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所谓的智库都是大锅饭，这个大锅饭的体制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智库人员没有竞争压力，进到体制里来就可以生存。

智库做各种科研成果都是有报偿的，用市场的话说，我们的产品被一次买断了，这就好比一个工厂生产的产品，不管它怎么生产、生产什么，都有人去买。那么它绝对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压力，也不会进步。现在市场上这种单位是不能存活的。

第三，评价机制。我们的评价体制现在是两张皮，还沿袭过去的科研评价体制。圈子是封闭的，质量由自己评，但是自己评价自己不重要，服务对象评才重要。这样一种体制，时间短可以，少数人可以，但是多数人不行，时间长了不行。

所以既然谈到中国的优势，既然谈到智库，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国家、为人民担负着一份责任，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应该有好的体制、好的机制，这样我们才会不断得到激励，在竞争和压力之下做出更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