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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关系 参议员麦凯恩谈加强美印关系
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约翰 ·麦凯恩（John McCain），华盛顿特区
2014 年9月9日 | 自纳伦德拉·莫迪当选印度第十五届总理以来，美国一直努力赶在莫迪总理按计划在9月访问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之前，与这位新的领导人建立良好关系。
参议员约翰 ·麦凯恩最近访问了印度，他是与莫迪总理会晤的首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主办的会谈上，麦凯恩参议员分享了与莫迪总理会晤的感想以及对加强美印关系的观点。阿什利·特利斯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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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 格林纳特上校论亚太再平衡
包道格（Douglas H. Paal），乔纳森·格林纳特（Jonathan Greenert），华盛顿特区
2014年9月8日 | 中国海军正在开始“新的历史使命”，这反映了中国对扩张其作战广域和全球影响力的兴趣。从一系列事件，如亚丁湾的反海盗合作巡航，到中国首次参加环太平洋海军演习，再到中美海军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偶然相遇，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海军正在迅速扩张合作面。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最近刚结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的访问，并从北京返回美国。本次访问是格林纳特与吴胜利在过去一年里的第四次会晤，明确表明了两国发展这种关系的意愿。最近这次访问中，两位海军首长继续探讨了增进合作的途径和加强互信的举措。
乔纳森·格林纳特将分享其对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中美海军关系的看法。包道格将主持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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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军事 高超声速军备竞赛
杰弗里 ·刘易斯（Jeffrey Lewis）， 阿伦·斯泰恩（Aaron Stein），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
2014 年9月1日 | 杰弗里·刘易斯和阿伦·斯泰恩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詹姆斯·艾克顿就高超声速军备竞赛展开了讨论。会谈中，他们还探讨了中美两国各自的高超声速武器计划的发展状况，以及开源能为分析员提供哪些有关中国最近的暂停的信息。他们还讨论了科迪亚克岛事件，以及高超声速武器是否具有破坏作用。
本播客最初发表于军控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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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 安倍晋三“空前”的国家议程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
2014 年9月11日 | 尽管安倍已经至少访问了十几个亚洲国家，但他仍未出访过与日本关系紧张的邻国中国和韩国。在德国之声的一次采访中，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日本问题专家詹姆斯·肖夫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日本首相逐渐意识到日本在该地区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正日渐减弱。但肖夫接着补充道，仅依靠出访这些国家并不能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战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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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 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家行动背后的五大隐患
弗雷德里克·韦雷（Frederic Wehrey）
2014年9月11 |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空袭、支持当地代理政府、通过情报和反恐行动打击伊斯兰国家的恐怖袭击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四分战略”留下了许多未解难题。美国需要相关战略以消灭伊斯兰国发展沃土，但当前策略很难称得上是一项明确清晰的长期综合战略，这种方法也充满了权衡取舍、风险和需要解决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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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 俄罗斯在欧美市场遇冷，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迪米特里·特里宁（Dmitri Trenin）
2014年8月24日 | 由于乌克兰问题导致美俄对峙，以及美国及其盟国对俄采取经济制裁，俄罗斯政府不得不改变其经济、金融及贸易政策。其目前的首要问题是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农业以及科技领域的发展。
俄罗斯不打算放弃全球化，也不会向国际社会紧闭大门而采取自给自足政策。尽管如此，其外贸经济关系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其西方市场份额日渐下滑，而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份额却正在上升。
在这个新的时代，中俄关系将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正如普京总统近期在克里米亚雅尔塔的发言中所述，俄罗斯期待着与其东方的伟大邻居建立长期、密切、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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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问题 中国能源的转型之道
王韬，《能源转型》（Energy Transition）
2014年8月19日 | 在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愈发强烈，“洋油”占石油总需求量比重已接近60%。由于对石油的供应安全和价格波动心存顾忌，中国对于国内外的非常规石油资源开发充满了兴趣。
然而，由于页岩开采方式需要大量的水，中国捉襟见肘的水资源就成了最大的障碍。开采和使用比煤更清洁的化石燃料固然带来好处，但却不能以损害中国脆弱的生态系统为代价。
在近期的未来，中国仍然不可避免的需要继续依赖于化石燃料；但即使是在最好的情景下，页岩气和非常规石油也只能是一种“过渡性”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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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 中国南海问题解决新思路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
2014年8月18日 | 最近，在缅甸内比都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克里提议中国“冻结”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但遭到中国断然拒绝。这在意料之中，也确有人早已指出。在中国顽强不屈的态度面前，克里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表明，美国缓和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宣告破产。显然，美国及其亚洲合作伙伴（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中坚）需要更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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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澳印为首的中等强国联盟—应对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竞争》
Responding To Indo-Pacific Rivalry：Australia, India And Middle Power Coalitions
罗里·梅德卡尔夫（Rory Medcalf），雷佳·莫汉（C. Raja Mohan））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 历经四十年跌宕起伏，中美关系未来会走向何方仍扑朔迷离。近年来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动荡频频加剧了周边国家对未来的担忧。作者通过分析亚洲战略局势和现有的合作体系，指出以澳印为首的中等强国建立联盟，携手抵抗区域内的不稳定因素。
亚洲安全局势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崛起和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一方面，中国同多个邻国缺少战略互信，尤其是同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领土纠纷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促使双方加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备受批评。由于国防预算减少、国内政治角力和规避风险等原因，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亚洲的未来走向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地区冲突演变成中美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对于所有国家这都是最坏的结果。二是中美之间发生冷战，迫使小国站队。三是延续当前趋势，最终建立中国为核心的亚太秩序。但是美、越、日、韩、印等国将会竭力反对。四，趁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内部出现动荡或者美国实力的迅速增强，美国夺回对亚洲的掌控。虽然许多中等强国乐于回归旧秩序，但是这一结果仅仅是可能性之一。五，中美间达成和解。具体而言，中美可以划分势力范围，或是联手印度与日本建立大国协调机制，或是美国的角色转变为“离岸平衡手”。最后，一种不太可能实现的猜测是：崛起后的中国会积极参与区域组织，在多边框架内协调利益。
作者继而指出常见的三种对策的问题。一，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美国同盟友间的关系正备受考验。美国及其盟友都在寻求更多区域内的合作伙伴，以补充其现在单一的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会取代现有的同美国的联盟。二，依赖多边合作和区域协作组织。然而，东盟等区域组织表现平平，难以解决真正的问题。同时，这些组织难以抵御中国的操控。三，拒绝结盟。由于地缘上同中国相近，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为首的传统不结盟国家比冷战期间受到的压力更大。
综上所述，作者提出中等强国应当携手建立联盟，并将中美两国排除在外。联盟不会是一个全面的多边协议，而将由多个互相重叠的小型联盟组成。这一联合体的主要内容包括领导人级的战略对话、外交协调、情报分享、联合军演、共享军事设施、军事技术分享和转让以及联合培养人才。如果印度和澳大利亚联手，两国将拥有同中美一较高下的实力。同时，联盟符合两国的平衡中美影响、加强亚洲国家合作的战略目标。作者预计美国将持欢迎态度，而中国可能有所顾虑。但联盟可以通过与中国进行互动以减少其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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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的拉美之行》
Xi Jinping’s July 2014 Trip to Latin America
史文（Michael Swaine）
《中国领导者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45期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7月15日至16日出席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并于17日至23日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四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第二次作为国家主席出访拉美，也是继2004年胡锦涛拉美之行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深入访问拉美。习近平此次访问“行程紧凑，多双边结合，内容丰富，成果丰硕”。他发表了三个重要演说，接受了当地媒体的文字采访，出席了超过七十场双边和多边会晤并签署了总值约七十亿美元的一百五十余个合同和框架协议。本文通过分析习的言行和媒体评述，探寻习近平拉美之行背后的战略目标。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习近平表述的中国对拉政策主张概括为“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提出打造“1+3+6”合作新框架，包括一个规划，即《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三大引擎”，即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和六大领域，即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
经济上，习近平拉美之行的背后是中国同拉丁美洲紧密的经贸关系。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然而近年来中拉贸易发展放缓，2013年增速仅有0.1%。习近平此行参与建立了两大金砖国家金融机构，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这两个金融机构旨在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体现了金砖国家对增加经济影响力的渴望。
在其他领域，习近平试图寻求拉美国家支持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些主张。比如，坚持领土完整、保护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原则等。习近平还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在互联网领域进行国际治理的提议。互相尊重隐私的提案直指斯诺登披露的美国棱镜计划。
中国媒体对习近平的拉美之行表达了强力支持。媒体认为中国同拉美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是南南合作的一个典范。媒体对中国意在撬动美国后院的说法进行了反驳，认为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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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情报部门之患》
Risk of Intelligence Pathologies in South Korea
龚培德（David C.Gompert），马丁·利比基（Martin Libicki）
《国际危机组织亚洲报告》（Crisis Group Asia Report），第259期, 2014年8月 | 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不仅需要各方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还有赖于韩国的情报部门有效的获得、分析情报。然而，这一关键机构近年来丑闻频发，暴露其内部的重重问题。本文分析了韩国国家情报院（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NIS）的历史变更、机构设置和批评丑闻，提出了韩国情报部门改革的相关意见。
韩国情报部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情报失败、情报部门政治化和插手国内政治。比如，2002年第二次延坪海战发生前，韩国情报部门忽视了截获的情报，未能及时作出应对，导致六名海员死亡。2012年总统选举时，国家情报院被指发动网络宣传诋毁反对党候选人。最终执政党候选人以微弱优势胜出。为了反驳外界对其的指责，国家情报院有时故意泄露敏感信息以显示其“成功”。这一行动虽然有助于引导国内政治舆论，但从长远上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一个例子是国家情报院在12月3日称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受到处决。而这一消息六天后才被朝鲜公开。
本文建议韩国政府进行五项改革。一，重新考虑反对党和国家情报院前部长南在俊提交的立法提案。该提案建议结束将国家情报院人员安插在政府部门的行为，为线人提供更完善的保护，确保情报监控不针对内只对外，保护韩国民众的隐私。二，确保国家情报院得到有效地监管。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国家情报院进行犯罪调查的职能，要求总统提名的部长人选需要得到韩国国民大会情报委员会的批准等。三，购买情报、监视和侦查（ISR）平台，并提供有效培训。四，和日本签署协议共享情报以应对朝鲜的威胁。形式可能是双边协议，也可能是和日本、美国的三方协定。五，严格遵守韩国有关禁止泄露机密的法律。
作者也认识到情报部门的改革将面临多重障碍。一方面，历经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战争和多年独裁统治，情报对韩国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韩国进入民主制度后试图对情报部门开刀，改革成效甚微。另一方面，立法和行政机构也受政治左右，难以执行改革。既得利益者缺少变革的动力。同时，改革的风险巨大。一旦改革失败，朝鲜半岛可能重燃战火。美国和中国将因为与韩国、朝鲜的互助防卫条约卷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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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与中国的正面冲撞》
Japan’s Growing Hard Hedge Against China
杰弗里·贺南（Jeffrey W. Hornung）
《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第10期, 第97-122页 | 面对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迅速发展和外交上的强硬态度，日本是否有能力对中国的发展施加影响在学界引起了讨论。一些观点认为日本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外交上的被动姿态让他无力影响中国。本文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作者认为日本希望在中国问题上占据主动权，因此日本的外交策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
第一个阶段的策略以接触为主。1972年至1996年间，日本对当时军事实力弱小的中国提出以稳定中国局势、促进双方贸易为主的战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对中国提供了大量政府开发援助（ODA）。双边贸易也实现了大跨越。1996年至2010年，日本的态度从接触向软对冲转变。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威胁在这一时期凸现出来。中国1995年进行的核试验、1995至1996年间在台湾附近进行的军事行动和1992年申明海上领土主权的《领海及毗连区法》促使日本用更强硬的态度面对中国。日本减少了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加强了和美国的联系并同印度、澳大利亚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0年后中日关系进入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中日在领土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日本随之转向以硬对冲为主、软对冲为辅、减少接触的新阶段。2010年9月发生的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钓鱼岛相撞事件是这一时期的转折点。日本拘押中国渔船船长后，中国多次喊话未果，中止了高层访问和众多洽谈中的合作项目。日本的硬对冲策略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对内，日本加强军队建设。12月，日本修订《防卫计划大纲》，用“机动防卫能力”替代“专守防卫”。日本还采购了新的反潜武器并升级了情报、监视和侦查（ISR）平台。对外，日本注重巩固日美同盟，一同建立了横田基地、座间基地，并举行联合演习等。日本也加强了同澳大利亚、印度的合作，在网络安全、南海问题等领域展开对话。同时，日本也采取了一些软对冲的策略。 日本试图同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建立战略关系。这一阶段双方的接触也大规模减少，尤其是双边贸易在撞船事件后骤然下降。
本文认为未来日本会继续采取硬对冲策略。这不仅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令中国的崛起之路更加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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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选在新加坡威权体制转变中的重要作用》
The Significance of By-elections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Singapore’s Authoritarian Regime
史蒂芬·奥特曼（Stephen Ortmann）
《亚洲概览》（Asian Survey），第54卷, 第四期，第725-748页 | 递补选举在新加坡政治中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作者认为递补选举可以被看做政治变动的指示灯，因此应当得到更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分析递补选举在霸权威权体制和竞争性威权体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中的意义入手，讨论了递补选举在新加坡政坛中的几个重要用途。
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既可以被看做霸权威权体制，也具有竞争性威权体制的特点。递补选举的作用根据不同时期政治体制的不同特点也有所变化。当执政党在国会占据主导、权利稳固时，执政党通过举行递补选举合法的更换不合适的国会议员，换上理想的候选人，巩固其对政局的掌控。这也对现任的国会议员形成压力。他们一旦表现不如人意，就可能随时被合法踢下台。虽然反对党也参与了递补选举，但当时反对党不成气候没有造成威胁。1981年的一次递补选举中，反对党意外当选。这促使政府放弃举行更多的递补选举。
在一些时期, 新加坡威权政治下的选举不是徒有其表，具备实质性的竞争性。这些时期主要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人民行动党根基未稳和2011年大选后民众政治意识觉醒后。这时举行的递补选举是势力相对较弱的反对党获取支持的良机。选举数目少有利于反对党集中力量专攻某一选区，也便于吸引媒体注意。同时，执政党难以通过提前划定选区等手段操纵结果。后港补选的成功举行和榜鹅东补选反对党获胜代表着执政党轻易左右选举结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为了应对民众高涨的政治热情，执政党也出台了一系列新规定，包括对互联网的监管。但作者认为这些举动不足以阻挡民众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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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崛起中的议价策略：中国的成功与挑战》
China’s Bargaining Strategies for a Peaceful Rise：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贺凯，冯慧云
《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第10期, 第168-187页 | 如何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问题的另一角度入手，借用危机调停中的讨价还价理论，探讨了中国崛起应采取的策略。作者提出中国和平崛起面临信息不对称和承诺缺少强制性两大挑战，而这背后则反映了提高可信度的必要性。
作者探讨了中国在1990至2008年间采用“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ing）和“锁定策略”（lock-in strategy）的方式解决信息、承诺问题的得失。信息问题源于谈判双方都不想泄露底牌，因此不得不通过昂贵的信号来表明信息的可靠性。大陆在1996至1996年间对台湾进行的军事行动即是对美方和台方发出的“昂贵信号”，表明其为解决台湾问题不惜一战。随后，美方一面派遣外交官到北京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一面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至台湾海峡。这一举动是美国对中方发出的“昂贵信号”，表明如果大陆对台湾动武，美国将出兵干涉。承诺问题源于国际体系的特殊性。由于国际关系中缺少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组织强制国家遵守承诺，因此国家间天然缺少互信。一个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国际组织来增强承诺的可信度，即“锁定策略”。中国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积极参加、组建多边组织。这有助于提高外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目标的信任。
但2008年以来，中国对外的强硬态度大大损伤了和平崛起的说服力。作者认为立场坚定不等于立场强硬。中国在谈判中保持坚定的立场其实有助于实现其战略目标。问题在于中国没有通过核心利益的说辞传递出可靠的信号。不肯通过多边组织解决领土问题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可信度。
针对以上问题，作者提出中国应当更积极的在多边组织的框架内商讨领土争端。此外，鉴于中国不打算武力解决领土问题中国应将对争议领土的主权要求排除在核心利益之外。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主要进行理论分析，现实中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本文的分析可以被视作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最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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