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6122起，涉及7162人。”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央晒出的一份清单。专家称，官员赌博过去只有零星的公开，此次“官场赌风”首次大规模暴露在公众面前，意味着这一曾被忽略甚至有些“隐秘”的问题，成为反腐突出的焦点。一位地方纪检干部说，以前认为赌博只是一种游戏和爱好，涉及“私德”。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官场赌风”危害的不仅仅是党员干部的形象，更潜藏着诸多公权力的“腐败暗道”。

“赌博是一些干部贪腐导火索”
梳理各地晒出的整改成绩单，分区域来看，党员干部参赌涉赌的问题在30多个省区市均有出现，其中浙江涉案人数最多，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1575件，党纪政纪处分1544人；其次为广东，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1114起，处理1127人。
一些纪检干部和专家分析，由于各地查处、执行标准不一，所以上述数字并不能绝对显示出一个地方“赌风”的盛衰。而且，从全国范围看，实际发生的可能案例比公布出来的更多。
在已公布的案例中，涉赌金额巨大、后果严重是重要特征之一。今年9月26日，浙江义乌市佛堂镇泽塘村村委会主任金某驱车带着79岁的老母亲到镇政府门口，在车内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香蕉水，造成严重烧伤，目前仍在治疗。经调查，金某曾多次到澳门赌博，债务缠身，其中已经法院判决的涉案金额为400余万元。
贵州省一位纪检干部称，排除那些“上不封顶”的“贿赂式”赌博和动辄过亿的官员“巨赌”，一些被当作“小赌怡情”的牌局数额也是非常大的。以贵州麻将为例，以10元为底，一把牌下来就可以赢上几百元；如果以50元为底，一把就是几千元；有些人打得更大，一把牌输赢几万元几十万元也很正常。
“党员干部一旦沾上赌博就很难回头，当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有限的收入难以满足赌瘾时，很有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筹集赌资，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广西检察系统一名干部说，赌博是一些干部走上贪腐道路的导火索。

 “清单不够细，涉赌金额来源未涉及”

2000年以后，查处的官员赌博案件数量和比例均逐年上升。以杭州市为例，2000年，杭州查出党员领导干部参赌案件占全年查案总量22%，2001年占27%，2003年则占到36%。与此同时，跨境赌博、巨赌官员开始出现，动辄贪污挪用数亿元公款的官员参赌案件开始出现。
2004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严肃查处党员和干部参与赌博的通知》明确规定：“对参与赌博活动的党员，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要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凡是参与赌博的领导干部，要一律予以免职。”
对于首晒“官赌”清单，也有专家认为还不够细化。在清单中，对公众关心的涉赌金额及来源并未涉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近年来各地鲜有治赌新规定出台。时下，随着“反四风”活动，治赌新政也应该跟上。
纪检干部和专家表示，党员干部赌博呈现“农村强于城市，基层强于高层”的趋势。同时，网络赌博、赌球赌马等新兴赌博方式逐渐出现，应该及时关注，并且采取手段加以整治。

外媒关注中国反腐：“抓贪追逃”不手软

 中共中央纪委宣布，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因涉嫌受贿而被立案侦查并被采取强制措施。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0月9日报道，中央纪委指出，万庆良具体“违纪问题”除了收受贿赂之外，还包括多次出入私人会所，称其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万庆良原来是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这次经由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提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对万庆良作出双开处分。
有报道说，中国当局打贪反腐以来，已经有超过7.4万名官员受到处理，同时也明显地令公费招待吃喝、兴建豪华公家建筑或者是购置名贵车辆作为官员座车的情况大为减少。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8日报道，潜逃在外的中国官员凭借窃取来的堆积如山的财富，在他们挑选的法国圣特罗佩或美国拉斯韦加斯等世界各地的休闲娱乐城市过着轻松悠闲的生活——想像如此的画面非常具有诱惑力。中国政府最近开展的旨在从世界各处追踪这些逃亡者的行动没有减轻那种让人产生的神秘感。这一行动被叫做“猎狐”行动，其名称颇具上流社会色彩。
报道称，然而，中国媒体最新的报道指出，尽管一些出逃官员令人产生了上述想像，但他们的逃跑路线却要低调许多。新京报网10月7日盘点了这些官员被找到时的情景。他们的生活条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居住地点包括出租屋，仅拥有基本设施的酒店以及条件艰苦的农舍等。
河南省洛阳市52岁的副市长郭宜品7月失联，引发有关方面展开了针对这名官员的搜捕行动。国内媒体报道称，郭宜品涉嫌受贿共计500万元人民币。
新华社报道称，郭宜品以给母亲看病为由向洛阳市有关部门请假，随后失去联系。然而，当郭宜品日前被找到时，他没有给母亲看病，也没有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警察发现他就藏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一套出租屋内，穿着睡衣坐在床上。
新京报网其他6名中国官员的逃跑策略进行了报道。他们后来也都同样被捕。湖南省洞口县的一名税务官员驾车向西出逃，但只逃到了同一方向上相距约500公里的第一座大城市贵阳市。湖南省郴州市农机局的一名领导只逃到了驾车5个小时就可到达的佛山。
2007年，云南省交通厅的一名官员涉嫌受贿。这名官员利用伪造文件逃到香港，然后又去了新加坡。不久之后，身处新加坡的该官员同意返回中国，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另一位来自贵州省交通厅的官员利用伪造文件一路逃到斐济，但在2002年被押解回国。
中国表示，“猎狐”行动截至目前已缉捕到100多名官员，其中一些人是在加拿大、美国和比利时等国被抓获的。

      习近平有关内部讲话近日出版发行，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以下简称《选编》）引起关注。境外华文媒体分析，四中全会将举行，而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选择在四中全会之前公开《选编》，颇有放出风向球的意味，同时看出反腐仍将是改革的重要施政主轴。
对于《选编》中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重要谈话，台湾《旺报》30日刊出文章《持续反腐 抛四中风向球》。文章分析，习近平打贪反腐已普遍赢得民心，下一步，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四中全会的主题是研究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显而易见，如何推动反腐的制度化，达到全面深化改革，将是四中全会的重点。
《旺报》文章分析，随着中共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严惩腐败，一些滋生于腐败的思想病毒正在被清除。可以说，这些新气象往深里看，就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塑。
美国《侨报》日前社论《“吃空饷”折射出“打苍蝇”之必要》一文指出，眼下，乘着反腐东风，“吃空饷”的这些寄生虫们也被揪了出来，这就叫“拔出萝卜带出泥”。
社论表示，对付“小苍蝇”，非机制化的长效反腐机制不能奏效。而且，反腐主体需要多元化。大家一起来打苍蝇，而且不停地打，官僚系统才能干净。
最后，社论指，司法部门也应当有解决此类“小微腐败”的权力和能力。如果反腐机制化，那么腐败案件将是一种高发罪名，司法部门势必应有相应的对策，对类似“吃空饷”的小规模腐败有相应的法条进行打击。      

反腐的真正挑战是拍苍蝇

 从长期看，中国反腐的命运将取决于拍“苍蝇”，而非打“老虎”。
据香港中评社9月28日报道，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进行近两年，势头却仍然强劲。尽管成功拿下周永康和徐才厚等“大老虎”，但真正的考验是中共能否清除低级别官员中的猖獗腐败。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9月26日发表题为《中国反腐的真正挑战：拍死成千上万的苍蝇》的文章称，虽然基层官员不像高官落马那样吸引媒体关注，但他们的命运可能更重要。他们是与中国老百姓接触最密切的官员。众所周知，改善党的形象是反腐的主要目的之一，这只有通过清除低级别官员中的腐败才能实现。
文章称，“苍蝇”远多于“老虎”，他们累积的犯罪总量迅速增多。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吴唯佳所言，中国快速的城镇化为曾经偏僻的村庄和乡镇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地方大规模的房地产和建筑项目使官员获得大量好处。但这些地方缺乏解决腐败问题的足够透明度。
中国社科院反腐专家高波表示，基层官员管辖的区域有限，但权力绝不小。他们在辖区内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对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中央政府对此了然于胸。美国亚洲协会“中参馆”网站的大卫·沃泰姆细究中纪委的官方数据后发现，2012年以来，有7.4万名官员因腐败被处理，其中绝大部分（超过7万）都是乡镇一级官员。
文章称，为打击基层官员腐败问题，习近平从去年6月起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整个活动意在铲除腐败并赢得民心。
文章认为，其实中纪委基本上仍是中国将贪官绳之以法的唯一途径。对任何一个机构而言，就算像中纪委那样强大，清除中国成千上万的“苍蝇”也是一项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