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结论是该机构根据今年春季美中两国国际形象的民意测验得出的，该测验面向全球44个国家民众。皮尤调查中心全球态度调研主任理查德维克（Richard Wike）做客北京美国中心,回答中方记者提问时称，更多被访者相信中国必将取代美国成为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主要担忧来源于经济问题。
据他分析，公众对“中美权力平衡”、“中国将来是否会取代美国”等问题的态度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危机爆发之前，全球有近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非常牢固，只有不足两成的受访者看好中国。
2008年之后，却有越来越多的受访者开始改变看法，这些对中国转变态度的受访者多数来自欧洲地区，而非中国的亚洲邻国。数据显示，有49%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将要或者是已经取代了美国，而只有34%的人认为这种情况永远不可能发生。
从中美两国经济状况认同度来看，2008年春季针对20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49%的被访者认同美国是全球经济的领导力量，如今这一比例下降到40%；而认同中国是头号经济强国的人群比例从19%上升到31%。
维克对此解释称，尽管大多数人对于美国高超的科技实力以及流行文化心存向往，却也普遍认为其经济发展已经步入衰退期。同时，尽管大多数被访国家人民担忧中国逐步升级的军事预算以及近些时候和邻国间的领土纷争，却大多认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好事情”。
当被《侨报》记者问到美中两国民众对于彼此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时，维克坦言近些年来美中两国相互之间负面情绪有所增长，而这一点在美国方面表现尤为明显。调查显示，只有35%的被访美国人对中国印象正面，而55%的受访者表示不喜欢中国。
“这一点在政治右翼群体，即共和党中表现得更为普遍，” 他说道，同时强调美国国民目前对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担忧也是该问题的现实反映之一。
“共和党倾向于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和国债等问题，在他们看来，中美经济利益彼此消长，因此恐惧于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意味着美国人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 维克解释说。
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中国问题已经被美国两党反复论述。而对于即将进入准备阶段的2016年美国大选，大多专家认为这又是一个时机可以看清美国政治家们面对中国政策的下一步走向。
皮尤调查中心为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媒体和公众提供有关美国和世界各地重要问题的独立权威数据和分析。维克主要负责研究关于美国国际形象、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民主和恐怖主义等各类议题的国际舆论并撰写相关文章。
日前，笔者应邀赴美，走访了国安会、国务院、国会的主管中国事务官员，以及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小布什总统最后一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深入了解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克服三大隐忧。
隐忧一：中美身份冲突。美国决不愿做老二。中国崛起能否重新定义美国的身份和国家认同？这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隐忧。美国的爱国主义不能再以“不甘为老二”（second to none）为口号。中美应共同努力让“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观”与时俱进，使得美国从量和质上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世界变迁。与此同时，中国从未领导过世界，更没有打算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
隐忧二：中美战略漂移。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导致中美经济相互高度依存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也塑造了中美战略稳定基石。如今中美关系存在经济脱钩、体系脱钩的问题。
一是经济脱钩。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经济再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能否解决亚洲经济与美国脱钩、与中国挂钩的问题，能否解决美国亚太联盟与对华关系的问题？美国没有答案。美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容忍底线在哪里？目前，美国对“一带一路”还不看好，或没看明白，将来呢？ 二是体系脱钩。三大标志，让美国猜想中国是在国际体系上另起炉灶：一是金砖银行，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三是亚洲新安全观及新安全架构。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的门罗主义。很明显，美国想多了。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一直在徘徊：是从经济向安全领域迈进，还是转而鼓励中国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
一是思维惯性。美国将中国作为挑战者，开始可能是应激反应或国内民族主义驱使，但久而久之可能成真。美国不希望中俄接近不只是出于战略疑虑，也担心俄罗斯让中国从阴谋论的角度看美国对华战略。因此，美反复强调无意遏制中国。 二是官僚体系惯性。精英认识到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官僚体系与民众思维惯性，可能阻碍或误导精英决策，导致中美关系成为双方国内政治的牺牲品。
如何克服上述隐忧？首先靠中美精英，绕开国内制约，引导国家身份认同，凝聚新的战略融合剂。中国不操心美国内政，但事实却是，谁在管理美中关系上更有战略定力，值得中国关注。
新的习奥会晤即将展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选项，而是必然要求。正如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指出的，不管中美看法有多大不同，但“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历史悲剧的唯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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