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库

马秀丝（Jessica Tuchman Mathews）,《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4 年 10 月9 日

奥巴马于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暴露了其新中东战略的明显弱点，即，叙利亚境内驻兵过少。在伊拉克，无论是库尔德武装“自由斗士”，还是历经改革、重整士气的伊拉克正规军，抑或是曾在布什总统增兵时助其一臂之力的逊尼派部落，都可被调动起来，共同对抗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下称“伊斯兰国”）。但美国在叙利亚却并无此种部署，尽管该国的内部瓦解会直接威胁到周边五国，并间接影响整个中东地区安全。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宣布将用三到五个月时间在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中物色和鉴别作战人员，再用一年时间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而在这个过渡期内，除了空袭，还会发生什么？

有时，无论问题看起来如何棘手，只要重新审视深藏其中的核心假设，就能找到解决之道。数月以来，伊斯兰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这一事实让中东各国的关注点急剧转变，也为重新审视核心假设造就了时机。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两个假设引领着对叙政策：一是最后结果须取决于巴沙尔·阿萨德是否继续掌权，二是须在停火之前达成政治协议框架。如今，这两个假设都有待重新考量。

这场战争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损失，截至目前，有二十万人死亡，三百万人沦为难民，六百万人背井离乡。尽管如此，奥巴马总统还是念念不忘早先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教训，这或许不啻为明智之举。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在交战各方达成政治协议框架之前，美国不应简单直接地进行大规模军事部署。但他无法找到这样一个框架，其他任何人都找不到。

2012年8月，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辞任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后不久，在等待航班的间歇同我喝了杯咖啡。这位优秀的国际谈判专家语带悲戚，说他从未在一个问题上付出如此多的辛劳，却收效甚微。继他之后，广受尊崇的前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与国际公务员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同样在叙利亚问题上殚精竭虑，但也同样成果寥寥。

安南与卜拉希米试图通过多轮日内瓦会谈促成足够数量的相关政治协议，为停火休战打下基础。然而问题在于，交战的任何一方总是在刚刚取得军事进展时无比乐观地相信其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因而对政治和谈全无兴趣。即便交战方的士兵都同样精疲力尽，苦不堪言，利用他方助燃战火的几大国际势力也有能力从中干预，以使稳定的军事平衡难以实现。这些势力包括支持阿萨德的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沙特阿拉伯、若干海湾国家和美国。因此，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日内瓦会谈仍以失败告终。

当前形势有所不同，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与什叶派的伊朗这两个地区强国，眼见伊斯兰国的祸水很快将蔓延到其边境，都产生了与之对抗的迫切需要。据一位研究叙利亚冲突的权威专家所说，这一局势可能会迫使阿萨德政权与反对派中的非圣战组织做出极不寻常的举动。我的一位同事耶齐德·萨伊赫任职于贝鲁特的卡内基中东和平中心，他认为，阿萨德政权与反对派中的非圣战组织实现单方全面休战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休战应是全局性的，是双方各自而又同时实行的。

为此，任何正式协议都没必要也确实不可能达成，也不用费心考量阻碍协议的先决条件，单纯的双方停火就足够了。萨伊赫认为，交战双方目前因力量削弱而处于一种平衡状态，都需要在争斗中取得喘息之机，以便将精力投向伊斯兰国，以防其乘虚而入，夺取改变战局的胜利果实。

今夏，阿萨德政权在伊斯兰国的重创下伤亡惨重，食品与水电供应严重匮乏，更使得其价格飙升。在另一边，以叙利亚自由军为主力的反对派武装即将失去对最后一段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境的控制权，而武器、训练有素的兵力以及亟需的人道主义援助都需要从这条线路入境。萨伊赫写道，无论是阿萨德政权还是温和的反对派势力“都处于一个日益紧绷、流血不止、愈加脆弱的状态”。

然而，阿萨德总统不太可能在伊朗给予实质支持以前同意停火，毕竟伊朗是其政权的最重要支撑。伊朗在促使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下台一事上满足了美国的利益，但此刻，鉴于美国已经直接涉入局势，伊朗在与沙特和美国达成某种谅解之前是不会促使阿萨德停火的。这样一个涉及三方的谅解显然是难以达成的，因为其各自的内政决定了三方不能公开合作。

保密是外交进程中的常事，并非难以解决的障碍。关键在于，至少在眼下，三方的利益有所趋同。长远利益又是另一码事了。如果什叶派和逊尼派认为另一方会在伊斯兰国的威胁消除后掌控叙利亚政局，沙特和伊朗都不会主动促成停火。于是第二个核心假设可以搁置一旁了。问题又回到了需要某种政治和解上。

到目前为止，围绕巴沙尔·阿萨德命运的争议仍然阻碍着任何妥协方案的成立，一些势力坚持让他继续掌权，而另一些则要求他下台。若阿萨德得以继续在位，哪怕是作为名义上的总统，将权力分散与地区领导人、总理、议会和军方，即可绕开僵局。尽管阿萨德是一名战犯，但此时国家命运远比个人命运重要。在国际维和行动的支持下，这种政治权力分配可以形成一个体现国家团结的政府。

有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这种方法失败：阿萨德有可能顽固不化；反对派的众多派系可能无法达成共识；沙特和伊朗或其中之一都不赞成这个做法；非伊斯兰国麾下的圣战组织，尤其是“胜利阵线”，可能会拒绝加入；如果美国和伊朗的核问题谈判失败，鲁哈尼政府可能在国内民心尽失，因而无法承担国外开战的政治风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成功的胜算不大。

以上是看待问题的一个角度，但并不是唯一的角度。叙利亚有几近一半的人口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又有将近半数的物质财富被毁灭殆尽。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接收了大量难民，令其自身稳定受到威胁。人民正在遭受巨大的苦楚。持怀疑态度的人不禁要问，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巨大风险和持续内战的惨重代价是否足以促使各方另辟蹊径解决问题。中东地区的唯一一个好消息是，伊斯兰国内部政治利益复杂，派系繁多，几个月前还貌似坚不可摧的假设如今都有待商榷。因此，不妨利用这一契机去探寻真正的出路。

本文最初发表于《纽约书评》。

卡内基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2014年10月29日 | 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大使将成为卡内基105年历史上第九任院长。马秀丝（Jessica T. Mathews）女士在担任这一职位18年后离职。

日本问题

丹尼斯·鲍特曼（Dennis Botman）, 查尔斯·科林斯（Charles Collyns）, 斯蒂芬·丹宁格（Stephen Danninger）,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柳原恒彦（Tsuney Yanagihara）,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

2014 年10月2日 | 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改组内阁，发誓要“把经济放在首位”和“实施增长战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表的有关日本的工作人员报告称，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报告同时指出，这些进展并不均衡，严峻的中期风险依然存在。政策的成败对日本和东南亚地区都具有重要影响。丹尼斯•鲍特曼和斯蒂芬•丹宁格就安倍经济学的现状及其未来前景发表了看法。

东亚局势

西野纯也（Junya Nishino），斯科特·斯奈德（Scott Snyder），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

2014年10月22日 | 5月，朝鲜同意重新调查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公民绑架事件，以此换取日本对其制裁的部分解除。这一举措是有望打破日朝僵局，还是又将不了了之？刚刚完成朝鲜之行的西野纯也就日朝关系改善的动机和对美朝关系影响等话题展开讨论。

亚洲经济

魏尚进（Shang-Jin Wei）,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华盛顿特区

2014 年10月9日 | 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报告采用了新的衡量贫困的标准，指出亚洲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实际上接近二分之一，比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高出两倍有余。亚洲开发银行新任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将详述这些衡量标准差异显著的原因所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分析结果对发展政策有何启示，以及更高的贫困率会对该地区前景产生何种影响。

全球经济

乌里·达杜什（Uri Dadush）,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卡尔·达尔曼（Carl Dahlman）， 华盛顿特区

2014 年10月15日 | 经合组织2014年《全球发展前景》报告显示，近年来国家间经济趋同的速度减慢，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也未快速提高。负责经合组织报告编写工作的卡尔·达尔曼、来自卡内基的乌里·达杜什和维克拉姆·尼赫鲁讨论该报告的结论与启示。

美国外交

乌里·达杜什（Uri Dadush）, 思南·于尔根（Sinan ülgen）, 米丽亚姆·萨皮罗（Miriam Sapiro），马丁·雷塞（Martin Raiser），华盛顿特区

2014 年10月7日 | 美国同欧盟正在磋商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将许多相关国家拒之门外。这其中甚至包括欧美的主要贸易伙伴。这说明了将协议覆盖整个大西洋和欧洲地区的机会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更体现了排他性和紧张的国际形势。《容纳还是排斥？超越欧盟和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的作者思南·于尔根与阿纳贝尔·冈萨雷斯、乌里·达杜什、米丽亚姆·萨皮罗大使就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经济

黄育川（Yukon Huang），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

2014 年9月26日 | 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不免令人担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快就会发生信用危机。08年金融危机后信贷条件放宽以及随之而来的建设繁荣和资产价格暴涨引起了人们进一步担忧。尽管如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经济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黄育川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仍然表示，由于其负债的公司和银行都是国家所有的，中国并不是典型的注定要遭受西方式债务危机的国家。

中印关系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

2014年10月8日 | 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期间，美印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首次提及中国南海，这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印度表示南海问题应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内解决。这一立场并不新颖，但重点在于这是印度首次和美国一同表述立场。受不结盟政策的影响，印度一直羞于体现其与美国利益趋同的趋势。而胸有成竹的莫迪正在改变着印度的态度。

叙利亚局势

雷切尔·柯菲德（Rachel Kleinfeld）, 《国会山报》（Hill）

2014年10月1日 | 在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蹂躏黎凡特之时，埃博拉病毒正在西非地区肆虐横行。从本质上讲，伊斯兰国与埃博拉有着共同的根源，即政府治理不力。虽然国际社会已采取了紧急军事措施及救援行动，但我们必须既治标，又治本。若西方国家继续为治理不力的政权提供支持，那些政府就只需发表符合国际社会心意的演讲和计划书，无需真正发展国家、造福民众。

中美关系

王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2014年9月28日 |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可以对世界能源和经济格局带来重大影响。两国在能源及气候方面的合作将有能力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贸易关系如果处理得当，将会为中美在能源及气候方面的积极伙伴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

庄嘉颖（Ja Ian Chong），郝拓德（Todd H. Hall）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第39卷第1期 |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有部分学者将现在的中美关系和1914年的英德关系进行类比，认为中国目前处在的国际环境与德国相类似，两国都是在现有的体系下的新兴势力，且对现有体系的不满在日趋加剧。本文作者指出这种类比是有误导性的，但同时也指出东亚确实可以从引发一战的诸多因素中获取经验。这些因素主要有：复杂的多边安全协议，民族主义和多次危机的叠加效应。

作者首先从地理，科技和社会历史三方面指出了1914年与当今局势的差异。在地理位置方面，100年前俄罗斯对德国的威胁现在并没有在中国的邻国中出现。此外，英国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其在海上的影响力。德国海军的发展对其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中国并不具备挑战或是直接遏制美国海上利益的海军力量。当今中美关系缺少了当时英德两国对于国家存亡的担忧。在科技领域，核武器的出现降低了有核国家间产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有核国家间在采取武装行动之前要考虑对方核反击的可能性和对本国的威胁。在社会历史方面，英德继承的是霍布斯式的思维，认为战争是会随时到来的。当今中美双方都没有来自对方入侵的威胁。因此作者得出用英德在1914年的事件来类比中美21世纪的关系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认为1914英德的冲突和后来的一战还是有一些现实意义的。第一，作者警告国际社会要当心复杂的安保协议所带来的问题。双边甚至是多边协议会造成对美的依赖，美在亚洲的伙伴可能会被迫加入一些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冲突中。第二，作者提出民族主义会限制一个国家采取外交手段和妥协的余地。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反对民主且崇尚武力的。第三，作者提出多重危机叠加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作者认为一战并不是单一的导火索引起的，而是多个危机的叠加效应。他以中国在海上主权问题与邻国不断产生争端和东亚高昂的军费开支为例警示相关国家避免一战的悲剧再次上演。

总体来说，本文采取了历史与现实对照，以史为鉴，着眼当下，面向未来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今中美关系和东亚问题的独特视角。

“Doing Some Things” in the Xi Jinping Era：the United Nations as China’s Venue of Choice

罗丝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

《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2014年第5期，第1085-1100页 |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思考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在新时代的价值。作者认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会寻求一个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并以联合国作为主要舞台。作者同时也提出尽管这种积极的政策有利于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是对中国长期以来所推崇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作者首先通过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在联合国的讲话，结合中国不断增长的联合国会费支出，认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选择了联合国作为展现国际影响力的平台。接着作者指出这一举措的两点原因：第一，作为世界核心机构 之一的联合国给中国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渠道；第二，联合国所倡导的国际秩序和原则，特别是维持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与中国的立场如出一辙。中国在2005年的一份立场文件指出联合国在奉行多边主义，促进政府间合作和共同应对挑战等多个领域是最有权威也 是最有代表性的机构。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给予了中国展现其作为大国的风采的机会，也为中国应对美国威胁，倡导多极化世界提供了有效途径。联合国大会上各国平等的原则让中国摆脱近一个世纪的屈辱，表现其发展中国家的一面。

在作者看来，中国与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上有着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和利益。这也就不难解释中国目前维和部队的人数是本世纪初的20倍的事实。当然，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希望奉行“轻足迹”（light footprint）的原则，提倡发展援助，强调当地政府的责任并且反对将一个地区的模式完全照搬到另一地区的做法。

作者在最后警告虽然中国可以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但是有时这样做会与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外交努力有冲突。比如，中方维和部队有可能被卷入武装冲突中，违背联合国维和的准则。虽然当前中方维和部队主要以援助建设为主，但意外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此外，如果美国在重要问题上不寻求或是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将会削弱安理会的合法性和联合国决议的有效性。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会促使美国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上独自行动。

综上所述，很明显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想要利用联合国的平台展现中国实力。但中国国内改革问题，解放军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角色及可能产生的问题等诸多因素可能会让中国三思而后行。

Blue, Green or Aquamarine?Taiwan and the Status Quo Preference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黄劲豪（Chin-Hao Huang）, 帕特里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2014年7月24日 | 在分析中国崛起对台湾的影响时，许多学者都采用了现实主义或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的理论。这忽略了台湾领导人和精英阶层的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后，作者采访了政府、学术、媒体领域的精英人士。以此为基础，作者采取战略研究中维持现状的倾向和政策动态次序两个理论分析了两岸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其结论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看法日渐趋同，各利益相关方将会努力维持当前有实无名独立的局面。

作者首先指出一班学者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和经济互相依存的利益关系两种模式略显武断，难以解释近几年两岸签订的诸多贸易协定。鉴于台湾的政策选择主要是由政治精英根据地区安全局势变化所做出的选择，因此了解他们的想法至关重要。作者认为虽然变革的时机看似已经成熟，但变革迟迟未到的原因在于各方均倾向于规避风险，维持现状。与之相关联的是，各方认为这一问题存在后动优势，这一看法更加深了对现状的依赖。基本逻辑是没有行动比行动失败更容易找到合理解释并转移批评。

在采访中，作者平衡了受访者中蓝绿两党的人数，试图减少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在国民党的受访者看 来，尽管国共两党之间有历史恩怨，但民调结果和美国的明确表态都支持两岸关系的现状。九二共识是台湾与大陆互信的重要依据。在民进党的受访者看 来，九二共识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协议，在台湾缺乏法律基础。在2012年的大选中蔡英文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民进党认为一个真正的共识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确立。当然，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的模糊表态让蓝绿两党为了大选的需要做出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解读。陈水 扁甚至在2000年的就职演说中也提到了九二共识。民进党连续两次的大选失利间接证明了民众并不希望重大的改变。因此，有受访者认为民进党正在考虑在对大陆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鼓励党内人士与大陆官员进行沟通。两党都不愿意冒着风险，首先 去触碰红线。与之相反，双方都想利用后动优势。对台湾陆委会11年和12年两岸关系民调的分析发现近年来台湾选民中温和派和务实派的数量不断上升。绝大多数选民都是站在维持现状这一方的。

最后作者总结道两岸问题上台湾既不会选蓝实现统一，也不会选绿坚持独立，而是会模糊蓝绿界限，维持当前不统不独的现状。作者表示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进一步分析采访资料、将现有思路拓展到其他国际问题和用定量分析解读两岸关系等。

Does Britain Matter in East Asia?

大卫·沃伦（David Warren）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4年9月 | 本文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雨果·斯瓦尔2014年7月15日的亚太政策讲话为基础，结合作者作为英国前驻日大使的亲身经历，从经济实力、东亚民众对英国的看法、移民政策、亚洲区域安全，中国崛起和英国同欧盟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分析了英国在东亚的综合影响力。作者认为虽然英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必将会影响其总体影响力，但是英国的工业实力，外交影响力和软实力会让英国保持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地位。他认为英国应该积极参与维护亚洲安全与稳定，但同时也提出英国退出欧盟将使其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

英国目前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虽然排在其欧洲伙伴德国和法国之后，但伦敦是除纽约外最具竞争力的环球金融中心。此外英国拥有世界前100名大学的数量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英国作为有核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北约成员国都使其成为一个活跃且重要的国际成员。英国是东亚国家潜在的资本投资中心和贸易伙伴，同时也在科研，环境，文化和教育领域引领国际潮流。作者认为基于以上事实，英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中国总理李克强，韩国总统朴槿惠及日本首相安培晋三对英国的访问证明了他的看法。

接着作者引用英国广播公司2014年初的民意调查（BBC GlobeScan Poll）指出东亚各国对英国的看法仍是正面的。特别是在日本和韩国，对英国正面的看法远高于负面的看法。与此同时，英国苛刻的移民政策让其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移民输出大国支持率偏低。作者认为移民会给英国创造财富，排斥来自欧盟外的移民有悖于英国所要打造的吸引国际投资的开放的国际形象。当然作者也不忘指出英国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的殖民历史也对其在该地区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卡梅伦政府的外交政策强调积极通过国际组织的渠道来处理国际事务，强化与新兴国家和传统伙伴的纽带并以经济复兴为基础。斯瓦尔的讲话中也提到英国在亚太地区倡导建立在国际法之上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作者认为亚洲主要国家间缺乏争端处理机制，英国必须寻找关系到各国利益的主要矛盾的解决方法，否则将很难在地区保持影响力。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地区局势，中日两国的争端尤其让人担忧。作者引用了一位日本学者的研究指出地区利益相关国应该寻找应对中国的共同策略，避免扩大冲突并试图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

对于英国可能退出欧盟的问题，作者持较为强烈的反对意见。英国作为欧盟的一员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可观的科研经费和在服务领域的外商投资。如果英国退出欧盟，将很难获得欧盟的关税减免，英国的整体竞争力将会受到影响。作者认为保持英国国家利益和欧盟利益的平衡将会是一个难题。支持英国脱离欧盟的保守党政客和反对移民的人缺少基于成本与效益的分析。英国如果这样做会自食其果。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英国仍然被亚洲很多国家所看重。其潜在影响力也是公认的事实。英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也许比英国人希望的小，但也比他们意识到的大。只要英国保持统一的声音，并持续保持其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欧盟的影响力，其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就会持续。

What Myanmar Means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4年9月9日 | 缅甸军政府于2008年颁布了新的宪法，于2010年底开始通过选举来扩大政治参与度，从而结束了缅甸长期以来脱离国际社会、中央集权的历史。国际社会对缅甸逐渐开放的政策给予了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历史上首位访问缅甸的美国总统体现了美国想要改善与缅关系的愿望和对缅甸民主化进程的支持。日本免除了缅甸的一部分债务并提供了发展援助。作者认为美日两国在缅甸的利益有许多契合点，两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契机，建立在缅甸问题上的战略同盟，协调政策重心，加强政府间和机构间的合作。

作者首先研究了日本的对缅政策，包括债务免除，经济援助，两国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的四个方面。缅甸对日本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和经济价值。中国可以借助缅甸到达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而不用采取迂回的路线。缅甸约6000万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潜力为日本公司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和投资平台。日本对缅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缅甸游说集团在东京的影响。日本长期以来不断向缅甸提供财政援助，并在2010年缅甸政治改革受到债务困扰时，协助寻求国际援助和减免债务。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主要在民族问题、技术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向缅政府提供贷款。日本与缅甸的军事合作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因素和法律的限制，主要集中于应对自然灾害等非战斗领域。

作者继而研究了美国在政府间协助，双边贸易和军事关系上与缅甸的交流。尽管缅甸对美国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像对日本那样重要，但美国仍然看到了缅甸政治转型对地区繁荣和稳定的价值。1988年缅甸军事政变后，美国的政策集中在缅甸的人权问题和推行民主上。双方关系的缓和及美对缅政策的改变开始于2009年奥巴马政府。奥巴马政府保持了小心谨慎的态度以获得国会的通过。

最后，作者分析了美日同盟在对缅问题上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和机遇。两国在对缅问题上的重心并不相同。美国的重心是民主为先，而日本的重心则是经贸。美国对缅政策的缓和遭到了越来越多国会的批评，奥巴马政府在试图扩展军事合作和取消现有制裁方面困难重重。此外，美日之间的经济竞争仍然存在。美国在缅甸强调透明，公平竞争和负责任的经济秩序，日本却不能完全保证这几点。

当然，美日双方协同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虽然美日两国都有针对缅甸的机制，但却局限于本国内部。作者提倡美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组织进行缅甸双边发展对话，针对市场自由化，良好的政府治理和民族矛盾解决等问题进行协调。美国政府可以从其他角度发挥其影响力，而日本政府应避免被短期的目标所左右。

最后作者指出美日两国要意识到战略同盟并不是一方追随另一方，而是一个整合资源、协调政策、谋求共同利益的机制。这要求双方都要做好在某些领域妥协的准备。

Controlling Cyberspace in Malaysia：Motivations and Constraints

刘杨钺（Liu Yangyue）

《亚洲概览》（Asian Survey）, 第45卷，第4期，第801-823页 | 尽管马来西亚的传统媒体仍然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但其网络自由程度却一直以来高于亚洲许多国家。2008年反对党替代阵线（Alternative Front, BA）在大选中成功地打破了执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 BN）占议会2/3多数席位的优势并且利用网络的力量取得了民众的支持。作者认为这一系列事件理应促使执政党采取强制措施控制网络言论，然而结果并非如此。他以此入手，联系马来西亚网络发展的历史，并以2008年大选为例，分析了政府这种处理方式的动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从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的马来西亚政府放弃了对重工业的依赖，将重心转向刺激外商投资和建设可持续型知识经济。马政府在1991年提出了以展望2020（Vision 2020）为重点的国家发展战略。此战略以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项目为中心，模仿美国硅谷的模式，吸引信息技术产业巨头。之后，在1996年政府还颁布了多媒体超级走廊保证书（MSC 10-Point Bill of Guarantees）声明不会对网络进行审查。网络自由在1998年的通讯与多媒体法中被进一步的制度化。以上措施都保障了网络的自由。

接下来作者着重分析了2008年大选中网络的使用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和政府对此的回应。他认为网络在让长期以来碎片化的反对势力联合起来起到了主导作用。反对党的网站和诸多的博客成功地挑战了执政党长期以来维持统治所依靠的3M（Machinery, Money, and Media）支柱。线上线下势力的联合使得反对党的影响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对此，政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处理方式。执政党雇佣了一批写手发表有利于政府的言论同时也积极地试图通过举办活动的方式拉近政府与网民的距离。通体来看，作者认为在2008年大选后马政府对网络的政治影响采取了更加小心的态度。尽管有少数博主被调查，政府并没有实施全面的审查制度。

根据作者提供的数据，马来西亚的媒体自由度在全球的197个国家中排名144位，网络自由度却在亚洲前列，仅次于韩国和印度。传统媒体主要还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与之相反，政府对网络的监管和审查却并不严格。作者认为这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的共同作用：第一，反对派主要是利用网络来获取选举上的胜利，他们的存在并没有危及到整体的社会政治格局；第二，活跃的网络群体与线下的政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政府实行严格的网络监管的措施的可能性。最后，作者认为马来西亚网络的独特性使得政府难以完全控制网络言论。但是政府吸取2008年大选的教训，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介入。

Show Me the Money：Interjurisdiction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Fiscal Extraction in China

吕晓波（Xiaobo Lü），李磊（Pierre F. Landry）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108卷，第三期，第706-722页 | 1994年到2010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38.23%，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增长了惊人的1492.56%。通过对1999年到2006年的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的分析，作者得出结论认为财政收入随着同一市内各县官员竞争程度的增加，呈现现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他们同时也指出该模型不适用于民族冲突较为严重的、以维稳为主要目标的地区，更适用于政治稳定的地区。

由于中央编制的规定，中国各市级的党政机关的岗位是固定的。之前的研究发现如果在全国范围来看，各县之间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主要是各市所管辖的县的数量有较大的差别。因此，作者在本文中主要研究的是同一城市不同县的官员之间的竞争。1994年税制的改革建立了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个系统。此次改革扩大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通过税收共享机制将地方官员的未来与财政收入挂钩。作者的模型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第一，可能的晋升机会会激励地方官员提高税收，从而增加财政收入。第二，一个市所管辖的县的数量会影响官员晋升的可能性。

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作者首先提供了一个逻辑推理。一般情况下，一市级官员手下的县级官员越多，竞争就越激烈，从而造成的结果就是各县税收的不断增加。但过多的县级官员却会导致税收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对维稳的考虑和有些没有竞争力的官员放弃的缘故。在民族冲突较为激烈的地区，维稳是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处于这些地区的官员并不会过度关注于财政收入。与此同时，如果官员晋升的可能性很大或是很小，财政收入都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随后作者根据数据库进行了严密的数据分析，并且对其可信度进行了检验。最后认为同市县级官员之间的竞争与财政税收的确有着先加强后减弱的“倒U型”关系。此次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在税收之外的财政收入，例如各种费的问题。作者最后也警告如果政府过多的将官员的晋升与其业绩挂钩，可能会重现大跃进时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