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山大学即将迎来90周年校庆。这样的庆典对于每一所高校的学生以及校友来说，都是值得期待的盛事。然而，即将到来的校庆对于中山大学的师生来说可能有些“特别”——没有校长的校庆多少有些奇怪。
10月24日，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接受任命，成为复旦大学校长。就在一周之前，西安交通大学于10月15日换下了全部的6位副校长，新任6位副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1岁，离任副校长平均年龄则是58岁。
对于直属高校校长在年龄和届数上的限制，一直是高校领导班子头上的“紧箍咒”。但随着高校校长频繁的人事变动，身为高校一分子的普通教师和学生都不禁有些疑惑，对于校长的这些“数字”限制，就真的理所应当吗？
“突然”背后的《意见》
“还蛮意外的。”正在英国读研的中山大学毕业生刘雪这样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本来只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一个秋日早晨，醒来习惯性打开手机浏览新闻的刘雪却看到了复旦大学换校长的新闻，自己学校的校长许宁生成为新一任的复旦校长。立刻来了精神的她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那谁来当我们的校长呢？”遗憾的是，刘雪认真地读完了整条新闻，也没看到中山大学接下来的校长人选信息。
在中山大学求学、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许宁生可谓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大人”，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一职也不过三年多的时间，颇得同学喜爱。因此，许宁生成为复旦新校长的新闻一出，很多中山大学学子难免有“一切都好好的，校长忽然要去复旦，那我们怎么办”的感觉。
根据媒体报道，官方给出的复旦大学“换帅”的原因很简单：“杨玉良同志已经到龄到届，主动提出希望退下领导岗位。”
根据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的《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年满60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领导干部原则上担任同一职务时间不超过两届或10年”。
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均是部属高校。生于1952年的杨玉良已经超过“60岁”这条年龄红线。而《意见》中“58岁以上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再进入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规定，则是西安交通大学换下6名副校长的依据。正如西安交大校方回应所称：“本届西安交大校领导班子是正常换届，完全按照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领导班子任命有关规定的精神执行。”
校长职位成人事布局“棋子落点”？
某些做法有其政策依据，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对事件进行探讨时，对“依据”本身再作探讨。为什么《意见》对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要作出年龄上的“一刀切”？
“很简单，这是组织部门的决策，其逻辑出发点并不是出于高校本身的发展，而是自有的一套人事逻辑。”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坦言。换言之，这体现了一种懒惰的管理思维。
在杨德广看来，由于人事工作牵涉的权力、利益重大，处理起来需要考察的因素实在太多，但一个人的年龄和在岗任期却是摆在明面上的考量指标。组织部门选择以这样的简单因素进行“一刀切”的限制，最大的好处是“不争议”。如此简单有效的方法，自然为组织部门所欢迎。
“我们应当认识到，部属高校的校长是一个官位（副部级）而非专业岗位。既然是一个官位，那么理应有任期，有年龄限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从行政序列考虑，主管部门对大学校长的年龄和任期限制，的确有其合理性。在这一逻辑下，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大学校长岗位的人事任免，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特定的官位来说，岗位的整体需求量是很大的。随着在岗人员年龄及其他条件的变化，予以升迁、调动乃至任免，这样的变化都是正常的。有些调任，仅仅是从丰富选拔干部的履历角度考虑的。”储朝晖解释道。而在这种情况下，某些高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选拔干部的培养基地，甚至可以说是“牺牲品”。
储朝晖向记者分享了他在北京某部属高校一次讲座上的见闻，学生们向他诉苦，该校在短短5年内迎来了3任校长。“大学校长的职位成为人事布局上的‘棋子落点’。”
这种把大学校长职位的官僚属性放在首位的做法，对于高等教育界来说，却有些“简单粗暴”了。
时间才能保证发展
刘雪以及中山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表示，中大师生对许宁生的评价相当不错。
“这几年中大发展很好，许校长功不可没。”她说，从本校学生的感情出发，大家喜欢“土生土长”的校长，也相信这样的校长对学校情况更了解，能够带领学校发展得更好。“但现在这样忽然调任，太仓促了。有小道消息说，连许校长本人都很意外。”
这样仓促的人事调动并非首例。2013年6月29日，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接到调离令，也引发了一场人事风波。消息传出后，杭师大师生一片哗然，甚至有学生在网络上发起了“杭师大保卫校长联盟”活动，向浙江省委、省政府表达对叶高翔的挽留。
频繁的人事调动使得校长在任时间缩短，任上的作为也自然有限。叶高翔此前对杭师大的种种发展规划就此搁浅，而储朝晖此前提到的那所5年内换3任校长的高校，也显然不可能在校长频换的那几年中有很好的发展。
“对校长的任期限制应该更灵活。国外许多优秀的大学校长在任时间甚至长达二三十年之久。这样才能够保证其带领学校更好地发展。”杨德广说。
他以一个大学校长过来人的身份，说明了大学校长的工作周期：首先要熟悉并全面了解学校，其次提炼出自己的治校理念，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方案，之后再贯彻实施。杨德广自1996年6月起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2003年1月离任。其间，仅仅新校区的开发筹备工作就用了3年，然而，杨德广对于学校的一些长远规划却随着一纸公文戛然而止。
杨德广告诉记者，出于保持学校发展的连续性的考虑，卸任后，他还是与之前就比较熟悉的继任者俞立中有所沟通，尽力做好学校管理的交接工作。
采访中，“任期长的校长不一定都是优秀的，但任期太短肯定不能出成绩”是受访者的普遍观点。许多相关专家的评论也表示，我国应当打破大学校长的任期限制。
那些人们所熟悉的杰出的大学校长，在任时间几乎都在十年以上，如蔡元培、梅贻琦等。据统计，在1869年至1991年的122年中，哈佛大学只换过5位校长，平均任期24.4年，而这5位校长不仅是哈佛大学校史上，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非常著名的校长。没有最低年龄限制，也没有最高年龄限制，如此松散的制度反而成就了这些校长带领哈佛变得更优秀。
聘任而非任命
谈了这么多关于现阶段高校领导班子制度的不足，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产生合格的，甚至优秀的高校管理者呢？
杨德广建议，应该从学校发展出发考虑校长一职，并改“任命制”为“遴选制”，对当选者进行聘任而非任命，这才是合理正确的校长选拔方式。目前，我国香港地区的高校校长就是通过校长遴选委员会产生的。
“校长遴选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包括教授、职工代表、学生代表、社会团体等相关方，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公开招聘，逐步确定候选人，再产生最后的人选。”杨德广说。
储朝晖也表示，选拔校长最重要的是应当从专业角度出发，考察候选对象是否有与岗位相匹配的才能、工作经验，“这才是最重要的”。
目前，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杨德广补充说，大学校长与党委书记的关系对于学校治理来说极为关键。在他看来，校长应当与该校的党委书记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两者无论是在管理能力还是学科背景方面都应该互补，这样才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此外，内外结合也很重要。”他解释道，高校管理层必须也应当有一定数量的所谓“土著”，他们对学校的情况十分熟悉，才可能作出对学校长远发展更正确、更有利的决策。
事实上，无论是突然的人事变动，还是到期换届的时间规定，都是大学校长一职的“官僚属性”在发生作用。要改变现阶段的种种弊病，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大学校长的地位和性质。
“如果整个体制不改变，大学校长这一职位的尴尬状况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去行政化虽然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也是唯一出路。”储朝晖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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