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评不能成为泼妇骂街

虽然崔永元先生与肖鹰教授的骂战已经渐趋平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确是中国当代戾气十足的公共对话的一个经典范例。很少有理性、平和的就事论事，而是动辄直指人身的意气之争。所谓知识分子的公共讨论最后与市井无赖的骂街几无差异，最多只是拐着弯骂人与直接跳脚大骂的区别。

一方面，只要你听过原生态的二人转，你就会赞成崔永元对赵本山的评价，赵氏二人转的确已经算是二人转中的大雅，虽然这个雅不过是大俗中选雅、恶俗中比雅。但是另一方面，只要你认真地看过赵本山老师这十几年来的小品脉络，你也会由衷地赞成肖鹰教授对赵本山的批判。赵氏小品在这十几年里，从对基层干部丑态的犀利批判，逐步滑落为恶毒嘲笑残疾人、老实人的低级趣味。这不仅是俗，而且的的确确是恶俗。

崔、肖两位先生说的本不是一回事，一个人谈的是二人转，谈的是相对而言的雅，一个人谈的是“小品”，谈的是春晚小品的日益流俗，但是两人最后能够秦琼战上关公，打得如此火星四溅，也的确算是一段“孽缘”。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一旦观点冲突，甚至只是乍听起来的冲突，社会批评家就不再就事论事，而是火气十足地直指人身了。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就是弱智，就是不配谈逻辑。这种霸道的指摘不仅毫无知识分子行文用语的美感，而且严重恶化了公共对话的氛围。这顶“弱智”的帽子其实与赵本山是雅是俗的讨论毫无关系，而是由转基因的争论而来。这实际上意味着，争论已经不是围绕赵本山是雅是俗这一事件就事论事了，而是将对话的焦点直接聚焦于崔永元个人。从社会批评的角度而言，这种扭曲议题是不专业的，从公共对话的准则来看，这种对人不对事的评价是不道德的。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分子。严格来说，中国的社会学科在规范性、理性化上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很多人缺乏凝聚议题的能力，也不太了解理性对话的规则，一旦讨论问题，总是在激扬文字之间，情不自禁地向着传统文人“好人、坏人”、“君子、小人”的二分法靠近。更悲哀的是，这其中的很多人虽有传统之陋习，却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习得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道，最后是既不明事又不达礼，虽然懂得不少高大上的词，但是写起文章来，仍然是戾气十足、简单粗暴。

在很多时候，作为“俗”的批评者，知识分子更应警惕自己在批评中流俗。比如说，赵氏小品最恶劣的地方，在于以他人的疾病为恶搞的对象，而以抑郁症来攻击崔永元，与赵本山的恶俗何其相似？又比如说，批评家说郭敬明恶媚俗，郭敬明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高票房好多年了；批评家说赵本山恶俗，赵本山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当春晚艺术家好多年了；崔永元说肖鹰先生的文字对不起教授的身份，肖先生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当清华教授12年了——这样的论争，其实是不讲逻辑的。

作为知识分子在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要理性、专业、就事论事，作为文人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要温和、儒雅、保持体面。可是今天中国的很多批评家，往往既不专业，又不体面，完全靠着大学教授的名头来虚张声势，真的十分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