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一在1996年獲選為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2001年獲柯林頓總統頒「總統公民獎章」，37歲就領導「愛倫戴蒙愛滋病研究中心」至今，今年初還在「科學」雜誌發表備受矚目的新HIV預防藥物「GSK 744LA」。他與柯林頓 總統2003年一起訪問中國大陸，帶動改變了中國愛滋病防治政策，這是何大一在非科學領域最大的成就之一。

問：從1980年代到現在，有什麼階段性進程的意義？

答：我這十幾年來都是研究預防，當然也有做疫苗的工作，但沒有成功，跟其他科學家一樣，大家花很多時間、人力、錢，都做不出來。疫苗仍是很重要的科學計畫，當然政府需要繼續支持。可是我們很了解，假使沒有好的疫苗研究出來，一定要想變通方法，所以要用別的方法來做預防工作。

最近這五、六年來我們有兩個預防的計畫，第一個是抗體工程（antibody engineer），本來用抗體對付HIV病毒效果不是那麼好，可是我們現在已有辦法把幾個抗體取出，改變成比較好的抗體來對抗HIV。我們得到蓋茲基金會的一筆經費來研究，做出好幾個抗體，很有希望。

今年3月我們在科學雜誌發表預防藥「GSK 744LA」，是跟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合作，在獼猴身上做實驗，可讓獼猴三個月內不全不受HIV病毒入侵，效果很好，正在做第二期臨床實驗。我在北京也在討論怎麼跟GSK合作，並跟中國的醫生和科學家討論怎麼用這種藥來做第三期實驗，看效果好不好，特別是預防男男同性戀感染HIV病毒，他們的感染率還是很高，這會是個很大的計畫。

問：1996年時代雜誌選你為年度風雲人物，對你的人生是不是個里程碑？

答：1996年我們工作團隊研發出雞尾酒療法，效果很好，可以控制病毒，使病人不會死亡，只是需要持續用藥。有了這些成果，我們開始研究怎麼把藥送到別的地方，不是美國才有。

台灣早在1997或1998年就開始採用，但在非洲較窮的國家，到2005年之後才有很多病人採用。中國大陸到2002年都還沒用，所以我們那年去大陸展開小規模計畫，在雲南展治療80個愛滋病人，效果和美國差不多，慢慢開始大陸才使用抗愛滋病藥物。

獲選風雲人物完全是意料之外。我知道時代雜誌報導我們的工作，那年愛滋病研究又非常重要，這部分並非讓人驚訝，但登上時代雜誌封面是從沒想過。就我所知，通常能登上的多是大眾熟知的面孔如總統或其他領袖，我想時代雜誌是想要做出宣言，從傳統上由政治家獲選，轉為表揚其他領域有傑出貢獻者。

當然，成為風雲人物對我的人生有重大影響，給我聲望、地位，以及責任。尤其責任變得很沉重，忽然之間，談到愛滋病，我就是發言人。以前要來採訪，我可以說不，被推到浪尖後，你就有責任要面對，我盡力在履行這責任。

問：在2001年總統公民獎狀上，柯林頓表揚你研發出具「突破性」的雞尾酒療法，「以蛋白酶抑制劑，結合標準治療法，使成千上萬的愛滋病患能活得更久、更健康」。在雞尾酒療法出現前，治療方法為何？

答：在1996年以前，99%的病人過了一段時間就會死亡，現在有治療的病人很少會死，在美國、歐洲、日本、中國、台灣等都是。非洲現在也有幾百萬愛滋病患者接受治療，效果很好，是靠歐美等有錢國家協助，以及聯合國愛滋病規畫署（UNAIDS）拿出很多錢幫忙，還有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捐出大筆錢支持愛滋病治療。

問：愛滋病患者是採用你們研發的藥嗎？

答：雞尾酒療法的藥物是藥廠依照我們團隊研究出的配方生產，當然過去18年來有很多新藥推出，效果好、副作用又少，進步很多，只是製藥基本的原則沒有變。

問：愛滋病現在是控制住了，但仍然沒有辦法徹底治療？

答：對，但愛滋病已從一個致命疾病（deadly disease）變成可控制疾病（manageable disease）。

問：你最出名的病人是NBA明星籃球員魔術強生（Magic Johnson），跟這位名人有沒有私人情誼？

答：從1991年我還沒出名時，他就是我的病人。他的HIV陽性是我們醫院檢測出來，第一位看他的愛滋病專家也是我，特別搭機去看他，所以我們是20多年的朋友。當然，一年沒見幾次，但他的狀態很好，是愛滋病患的模範。

很多抗愛滋病的工作他也會幫忙，除了捐錢，他是最重要的愛滋病發言人。我跟柯林頓去中國以後，了解中國需要做很多愛滋病的公共訊息傳播，我就透過魔術強生和姚明來宣傳，他們在中國的影響很大。另外，其他好處是我去看NBA看比賽也有很多優惠。

問：現在兩岸在預防HIV病毒的研究進展如何？

答：兩岸的科學家都有很多研究和交流，台灣在治療上研究比較長的時間，HIV感染率也沒有像中國大陸那麼高。台灣有一段時間在南部，如台南和高雄，HIV感染病例都是吸毒者，可是這幾年來跟中國大陸一樣，都是男男同性戀。

中國大陸的愛滋病情況變化比較大，開始是從雲南，都是吸海洛因的人感染HIV病毒，所以雲南的病例最多，從1988、1989年開始爆發。河南的HIV疫情要慢一點，大概是1990年代初期，主要原因是賣血，不衛生的賣血過程在一段時間造成HIV擴散得很厲害。我也去了河南好幾次，看到愛滋病村，情況真的很慘，跟非洲差不多。

賣血的過程現在已經衛生很多，新的HIV感染病例就比較少了，加上賣血感染者大部分是農民，不會到處跑，性關係也不像都會區男同性戀那麼複雜，所以控制病毒傳染率不是個大問題。

近年來河南的情況好多了，當然那裡還是有很多病人需要治療，可是現在中國大陸跟台灣一樣，最大問題是男同性戀的HIV傳染率很高。假如說有100位男同性戀，追蹤一年，在台灣有兩、三位會檢驗出HIV陽性，可在中國大陸，平均在大城市100位男同性戀有六個會是HIV陽性。

最近我們在北京、瀋陽作一些統計，有些地方的感染HIV比率高達10%或12%，擴散得很厲害，而這只是追蹤一年。

問：全世界研究愛滋病的團隊，努力方向哪些是共同的，又有哪些方法不一樣？

答：每個科學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大方向都一樣。要做疫苗，技術都很相似。我們做的抗體工作跟別人比較不同，現在長效藥的結果出來了，很多公司都想做，但我們已經做了三、四年，這方面是愈來愈熱門。

問：你談到需要長期投資研究，就你個人而言，過去這麼多年來拿到的經費是否都很穩定？

答：當然是很不簡單，從2008年金融風暴以後，美國國家衛生總署（NIH）的經費維持不變或減少，很緊張。我們這個單位的經費還不錯，是靠NIH、蓋茲基金會以及其他的基金會、公司合作。

問：你談到NIH的資金萎縮的非常厲害，蓋茲基金會給你的經費有多少、多久？

答：大概有七年的時間，蓋茲基金會至少給我們3000萬元。

問：台灣尋找愛滋病藥物需要很多投資，生技企業要去台灣投資時候，都會談到宇昌案。在生物科技開發領域，投入經費都會面對很多不確定性，撇開政治，要怎麼看宇昌生技的投資？

答：我必須說清楚，毫無疑問，生技和醫療領域會是未來100、200年最重要的產業之一，台灣在這領域很需要扮演角色。台灣在半導體、IT等方面都有很傑出的貢獻，不過台灣若要繼續前進，而生技和醫療將會是占主導地位的產業。

十年前台灣可以買下現在表現很好的公司。也有人在想如何複製半導體業的成功，運用在生技業。但與其一口氣建立整個產業，不如一次開發一家公司。我過去15年總對那些思考競爭策略的人說，你一次就打造一家公司，需要一個模範來領導產業，所以我參與創立宇昌生技公司（後改名為中裕新藥）。

宇昌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投資，但政府當成政治工具，想要扼殺宇昌。為什麼台灣政府想要殺掉自己投資上億元的公司？當時公司的股價高達數億元！政府竟然毀掉它？

我不希望談政治，選邊站對我也沒好處，無論是藍或綠、海峽的這岸或那岸，這會傷害我身為科學家的工作。在美國也很泛政治，但某些核心利益是不會被扯進政治，如科學家、私人企業很少會像宇昌案這樣被牽累，我想這是民主成熟化的過程。對於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需要花時間了解所做對國民有害，我蠻能理解的。當然我相信民主，想起我小時候的台灣，對於目前的進步是很滿意。

問：台灣的半導體業有張忠謀這些先驅在領導，或很多美國念完書的人回國貢獻。但在生技業，台灣到底有沒有能力進場？

答：我認為台灣有優勢，生技業需要很多錢，台灣也有很多現金，問題是在願不願意冒風險。生技很燒錢，卻只有一點回報。

台灣也有很好的商業實務，透明度和開放度比中國大陸更高，甚至比香港和新加坡更佳。同時與大陸的關係也愈來愈穩定，打入大陸市場比其他國家更有優勢。

問題在這個只有2300萬人口的島上，生技業優秀人才夠不夠多。你可以辯論說在電機業，從60到80年代有很多人出國留學後返台。但現在台灣年輕科學家出國訓練的人數大不如前。可以理解，台灣現在環境比以前好太多，留在台灣的發展機會也不錯，很多人不需要出來。然而，在最尖端的領域，你還是需要出國來親自體驗。台灣這部分出國的比率愈來愈小，因此與大陸競爭的難度就更大。大陸也有錢、有龐大市場、還有更多受過訓練的人才。

問：大陸也有雄心投入生技嗎？

答：是啊，就跟台灣一樣。如果你看大陸製藥業的大企業，如無錫藥明康德生技公司（WuXi App Tec），它已經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好幾年了，每個大藥廠都和它簽有合約製藥，使它掌控藥物的化學製造。很多令人雀躍的新藥，例如美國西岸的生技公司Gilead開發出B型肝炎藥，成效卓越，其化學製造大都是藥明康德包辦。

藥明康德幾年前進入生物領域，在生物部門有800人的規模，很快就會飆升到上千人。不少公司也都不斷擴張，如華大基因（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它本來在北京，現在總部在深圳，它擁有全球最大基因組研究中心。台灣必須要留意這些公司，有些公司可以支付相當於美國的薪水，聘請來美國留學的台灣學生，而台灣給所有傑出人才薪資的結構又大有問題。

問：為什麼生技產業只有美國算成功，日本、或德國都跟不上？

答：因為美國最早起步，其他國家要很長時間趕上。另一方面是投資者很不同，美國投資者比較敢冒險，他們知道投資500萬美元，有九成機率會不見影子，因此他們會多角化投資，只要有一個成功就行，可得到豐厚回報。很多基金和投資者不願冒這風險，傾向在成熟階段（last-stage）進入，成果更可確定，但不會有大突破。

問：你是12歲來到美國，你這一輩人與父親那一代人的研究工作有何不同？

答：我爸爸是1947年從中國大陸到台灣，他本是浙江大學學生，可是學校從杭州搬到貴州。他1947年畢業，本來是坐船跟朋友到台灣玩，到了那裡，有人說宜蘭有學校需要他，就留了下來。後來彰化女中邀請他去教書，去了一年，知道大陸的情況，要回去很困難，所以只好留在台灣。後來他碰到我母親，是他在彰化女中的學生，我是1952年出生。過一段時間，他到美國好幾個地方讀研究所，從1957到1965年八年時間我們沒有見面。

我父親那一代完全就是中國人。我是在台灣環境長大，了解中國文化、習俗，但我來得夠早，很容易融入美國風俗文化，我很OK同時擁有兩種文化，只是在一段時間，約10、15年都沒有用中文，小時後我們家也只說台灣話。我父親學會了說台灣話，我的外婆也只會說台灣話，我們就夾雜台灣話和英文，很少講國語。

問：柯林頓總統2001年頒給你總統公民獎章，對於一位移民而言，這是否代表美國夢的實現，對你有什麼意義？

答：我引以為榮，總統公民獎章被視為是美國能拿到最高的榮譽，我也拿到過其他獎，最早是在1991年得到的是德國最高醫學獎Ernst Jung Prize。去年泰國頒給我麥西鐸王子獎（Prince Mahidol Award），或許其他國家的人或許不知道這是什麼，但在泰國是件大事，表揚我們對當地醫療的傑出貢獻。

總統公民獎章讓我認識柯林頓，我們2003年一起去中國大陸，帶來巨大改變，改變了中國愛滋病政策是我在非科學領域最大的成就之一。

另外，我已經拿了12個榮譽學位，又在香港城市大學獲頒榮譽博士學位。這些都很棒，但不是我所追求的。對科學家而言，能受到美國國家科學院、台灣中研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認可，自有其特定意義。

最終是內在自我滿足，知道自己有哪些成就。就算我明天就離世了，這些影響還是會存在。就以外在獎勵來說，最感到歡喜的，是我在飛機上辦公、讀書時，有陌生人跑來說，「謝謝你，何博士，你的工作對我的人生有非凡的意義」。我雖不認識他，但無限感恩，你也會對工作與成就感到欣慰。

問：回顧你這輩子投入防治愛滋病的歷程，你會不會覺得自己走對路？

答：毫無疑問，我非常幸運。我若不那麼早就給愛滋病患看診而產生好奇，或許會投入其它領域，可能就不會這麼成功，我不知道。機運在每個人的人生都扮演關鍵角色，就這點來說我很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