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论”再起，最近美国经济复苏的征兆明显，“美国复兴论”发出声音，认为美国除生育率优势，吸收移民能力也成为美国经济重要动力，兼容并包文化奠定了竞争优势。现在中国面临着产业升级、走向“创新社会”的挑战，目前是被高估的。未来几十年内中美力量的消长，也许会以出人意料的形态重塑世界格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已经领导西方阵营和苏东集团打了40年的冷战，全球布武、处处出击，被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无休止的国际承诺拖得筋疲力尽。与此同时，享受美军所提供的“免费国防”的日本，则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导致日本货全面击败美国货，日本的人均国民所得也超过了美国，日资大力收购美国资产。一时间，“日本第一”、“美国衰落”的声音主宰了媒体。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下子炙手可热，高居《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畅销书排行榜。其核心立论振聋发聩：现在已经不是美国是否衰落的问题，而是美国是否能衰落得像大英帝国那么体面。

　　以我们的后知之明来总结：那时正处于美国打赢冷战、崛起为世界独霸、享受上世纪九十年代高速经济增长的前夜。被称为“黎明前的黑暗”也许更合适。而被认为能买下美国的日本，则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很快就进入“平成不况”的长期衰退，如今人均GDP比美国低30%，两国已经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发达国家。

　　20年后的今天，似乎历史又一次重演：美国自“九•一一”后全球兴兵，正陷入两场战争中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衰退，一度把失业率推升至两位数，重挫美国国力。再看美国的财政：将近十三万亿美元的国债，接近GDP的90%，人均欠账4万多美元。如果把各级政府、企业、家庭的欠债总额全加起来，则高达5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正迅速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并当起美国最大的债主。

　　于是，“美国衰落论”再起。《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中国怎么想》等等书籍，也大行其道。我在美国的大学教书，上课第一天问学生：“你们为什么学中国史？”一位学生半开玩笑地答道：“不是中国马上要统治美国了吗？”

　　不过，20年前当“美国衰落论”呈席卷之势时，现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和领导阶层，大多已经上了大学或大学毕业。奥巴马当时也将近30岁了，正是积极思索世界的年龄。他们当然不会从20年前的历史中一无所获。最近美国经济复苏的征兆明显，欧洲、日本则麻烦更大。“美国复兴论”立即适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保守派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自己的专栏中写了一文：《放松点，我们将挺好》，概述了“美国复兴论”的基本依据。

　　“美国复兴论”的一大主角，是著有《下一个一亿：2050年的美国》的科特金（Joel Kotkin）。其实此书是近年来多种人口学著作的一种，很反映了人口学派的共识。

　　他指出，到2050年时，美国的人口将再增加一亿，总人口达到四亿。美国人的生育率比欧洲和日本高出50%，比中国也高出一截。在1968-1979年间出生的美国人，比起经历了“性解放”、“女权运动”的父母那代“婴儿潮”来得更注重家庭价值，更喜欢养孩子。在30年前苏美冷战高峰之时，苏联人口还多于美国。但是，到了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将不到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到那时，欧洲和东亚都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美国这部分老龄人口则仅占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平均人口年龄，不久就将变得比中国要年轻。

　　除了生育率的优势外，美国在吸收移民方面的能力也是世界第一。这些移民往往特别具有创业精神、冒险勇气、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伦理，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动力。在1990-2005年间，四分之一由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为移民所创建。在2007年《财富》百强企业中，有14个是由移民CEO来领导。在中小学中，移民子弟经常是最顶尖的学生。到了2050年，美国一半人口将是“少数民族”。奥巴马当选总统开始了“后种族时代”。虽然美国的种族问题仍然非常严重，但美国在这方面的进步速度惊人。种族问题的改善直接提高了文化的包容性。未来40年将进入全球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各国对优质人口的争夺愈演愈烈。美国的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奠定了她在这场竞争中获胜的基础。

　　可见，美国仍然是个年轻的国家。年轻国家往往更具有前瞻性、开放性和冒险精神。2008年，有28%的美国人承认曾经考虑过自己创业。这个比例比法国和德国高一倍。自雇的美国人的比例比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来已经高了一倍。美国目前占有世界研究与开发总投资的三分之一。这直接导致了生产力的高涨。美国工人的人均生产力，大约是中国工人的10倍。

　　自由派的经济学家Stephen J. Rose刚刚出版了《反弹：为什么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将变得更强大》，分析了过去30年的社会经济数据，直击“美国衰落论”。他指出，在1980-2008年间，年收入在35000至70000美元的美国人的比例下降了12%。这主要是因为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人的比例上涨了14%。在过去10年，有6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有一或两年收入超过10万，有40%至少有三年收入超过10万。

　　心理学家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多年前曾指出：美国孩子从小被灌输的，一方面是超强的竞争意识，一方面又是极高的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一方面要争当领袖，似乎人人可以成为总统，一方面又知道如何跟随。结果，美国人不仅具有杰出的企业精神，而且乐善好施、回馈社会、关心他人。1964年，美国有15000个基金会，2001年则有61000个。2007年，美国的私人捐款达到3000亿美元。参加各种慈善组织的人数也在逐年上升。这种互助、博爱的精神，无疑给更多的人提供了机会，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健康。

　　相比之下，当今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则更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日本。人口学家经常指出，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和其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人口比其它西方国家年轻得多有关。而这一代年轻人口生育率又非常低，上无养老之重负，下无育子之繁责，得以集中精力在公司拼命，甚至不惜“过劳死”，使“日本制造”打遍天下。但是，进入老龄化后，日本从国民所得超过美国跌到人均GDP比美国低30%，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中国如今的经济奇迹，主要还是靠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出生率所造就的人口，以及七十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在过去3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年轻、过剩，被抚养人口比例很小。这不仅压低了劳动力价值，创造了“中国制造”在劳动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且致使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的投资相对更少，专注于发展。但是，如今中国正在向老龄社会转型，其老龄化的速度和过去20年的日本正好相同。

　　更重要的是，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已摆脱了以低薪为基础的劳动力密集型经济。高工资、高福利、高技术使日本工人位居世界最贵、生产力最高之列。当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超出本人生存需要的附加值高时，自然就比较容易分摊出更多的资源来照顾被扶养人口。这种“先富再老”的模式，减缓了老龄化的冲击。中国则是“未富先老”，如今仍然依赖低薪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现在中国面临着产业升级、走向“创新社会”的挑战。

　　美国各级政府的教育开支，占GDP的6%。其中，中小学生每人的教育投入为9800美元，纽约州则达到1万4000美元。大学生的人均教育投入，则达到了2万4400美元。在这些方面世界上几乎无出其右者。再加上美国的研究院每年在世界范围内“掐尖”，把各国最优异的人才吸引过来，等于让别人为自己承担了一些最有效益的教育投资。

　　中国的教育投入则长期达不到GDP的4%。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把小学、初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分别提高到300元和500元”。可见，农村小学、中学的人均公用经费现在还达不到300和500元。大中城市享受良好教育的阶层，几乎第一个念头就是留美，乃至今年留美学生预计超过10万人。《纽约时报》不久前报道：在美国拿到科学或工程的博士的外国留学生中，有62%选择留下来。其中中国的博士是最不想回国的，留下来的比例为92%。

　　不错，美国确实负债累累。但是，从世界史上看，大国崛起往往是从借钱开始。从十七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到十八世纪的伦敦，再到十九世纪的纽约，现代的金融体系多半是被国债所催生出来的。

　　在世界各大国之中，也许中国目前是最被高估的国家，美国则是最被低估的国家。未来几十年内中美力量的消长，也许会以出人意料的形态重塑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