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多为患”这个话题，少说也已经在民间乃至官方语境里流传了10年。近一二年从中央到地方诸多大小“老虎”和“硕鼠”乃至“苍蝇”的落网，既印证了缺乏有效监督和法律约束的现有体制下官员极易腐败的现象，也凸显出官僚制度下冗员太多极易“养虎”、“养鼠”为患的现实。

早在2006年，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就曾直言中国政坛的一大弊端，即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可说古今中外从未有过。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几年前也针砭过“官多为患”现象，称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那么多官。他批评各地“两乱”、“两超”（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干部职数超编和公务员超编）现象严重，也是官员数量无节制增加的因素。

中国“官多为患”数字尽管缺乏官方或者权威的统计，但从各种公开的数据或研究报告分析可以得知，中国官员队伍绝对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足以称霸全球。

2011年3月，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在四次政协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公务员接近1000万人”。

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5年就撰文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考虑到其中的“中国特色”，即所谓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准公务员），这部分“吃皇粮”的数字确实占据官员数量的相当比例。

《南方日报》2011年5月4日一篇题为“四川4贫困县共有44位政府县长 领导超编50%”的报道披露，有网友爆料称四川巴中贫困县县长“阵容豪华”，4县区超配正副县长共44位，其中通江县10个（1正9副），南江县11个（1正10副），巴州区11个（1正9副1助理），平昌县12个（1正11副）。还有媒体披露：湖南石门县超配领导职数（常委16名、正副县长12名）；广东省农业厅除了正厅长外，还有19个副厅级以上干部，其中7个高配为正厅级。而目前中国县乡镇基层政府基本流于典型的“吃饭型财政”，行政管理费及薪资支出（人头费）占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90%。就全国范围而言，各地千军万马争着考公务员“吃皇粮”的风气不减，长此以往，要供养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从事生产和财富创造的人则会越来越少。

刘锡荣还举证过那些令人咋舌的社会现象：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分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纳税人买单，但他们却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增减官员的数量。

恐怖的是，这些都不是个别例子，而几乎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官多为患”早已成了社会公害。媒体、网络上随手拈来的数据比比皆是：地级市平均7个副市长；30万人口的县级市江西德兴，设了10位副市长；13万人的吉林图门市有8位副市长；辽宁铁岭市设有9名副市长、20名副秘书长；湖南平江县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河南新乡市设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重庆市万州区十年“行政改革”居然超编2000多人，不少部门因人员过多只得轮流上班。各地都曾曝出副职过多，从一把手、二把手一直排到第二十二把手，被网民揶揄为“千手观音”的阵容，“多得扎堆，打麻将可以凑好几桌”。

副职、肥差如此之多，待遇好处一样不少，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的现象便不断滋生，成了伸手捞好处、前腐后继的一个个台阶。不时曝光的某某县、科级官员贪腐数千万元甚至家里抄出上亿元现金的案例，反证了那些贪官污吏在百姓痛恶“官多为患”的环境下，却是活得多么滋润多么快活！

中国“官多为患”、“官满为患”现象的副作用显而易见，而机构改革、精兵简政几十年成效极低，各种政府部门设置甚至越来越繁复，各种名堂的“吃皇粮”机构也层出不穷，层层叠叠，互相扯皮，徒耗资源精力，事倍功半。这一切，不仅导致纳税人税负太重，人浮于事，权责不分，资源浪费、人才弱化，更助长“官本位”风气乃至不作为、渎职、贪污、腐败现象蔓延，成为买官卖官、勾心斗角、衍生恶性官场文化的平台与机制。

对照中国历史各时期民与官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 唐代是3927：1；元朝2613：1； 明代是2299：1; 清代是911：1; 民国是294:1（一说是600：1）， 如今中国民官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8：1，即十八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大大破了历史纪录。汉朝八千人养一名官员，唐朝近四千人养一名官员，明代两千两百人养一名官员，清朝近一千人养一个官员，当今中国的“官民比例”约是汉朝的400余倍，清朝的45倍，可知当今百姓负担之重，何况那么多官员又有多少在干实事。

美国从联邦到各州、县市的雇员，视不同领域、专业和服务面而数量不等，但各个岗位的副职绝对不会随心所欲地增加，一般仅设一个副职。中国与之相对应的，大概只有国家副主席设一人，和美国副总统设一人相当，其它都是毫无约束地放出官位官职。每个部的副部长、每个省的副省长差不多都有近十名甚至更多；中国人大、政协的副职多达二三十名，这在美国联邦参议院、众议院是不可思议的。美国各地很多小城市的市长、议员均要靠竞选上位，但基本上都是无薪的义工，仅有几百元车马费（汽油津贴）。

譬如苹果电脑公司总部所在的加州硅谷地区库柏帝诺市（Cupertino），市议会仅有5名议员，任期内轮流出任一年市长，分别负责从城市环境保护、居家安全、学区教育质量到居民住房建造事宜，甚至苹果公司的太空舱园区扩建计划，也要市议会核准；但这些民选“官员”从议员到市长都是无薪职，唯有属下雇员依据工作需要和财政拨款才有薪水。

大城市如美西重镇旧金山市，现在的市长李孟贤是一名华人，没有副市长；市议会共11名议员，分别代表不同的11个选区，也即需要代表选区的居民权益。因此从市长到市议会主席、议员，几乎每天都奔波于城市各社区基层，与民众、商家代表会晤、协商解决各种问题；或者就是召开各自担任的议会不同专业委员会会议，解决诸如经济、贸易、就业、教育等领域的问题，或者推动相关立法案，一切都须唯选民和纳税人的意志行事，效率相当高。除了市长李孟贤按规定配备专车外，其他议员概无配车，都是自行驾车。前市议会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吧）邱信福（2014年底已经成功竞选为加州众议员）还常常骑自行车上班，没有保镖和随从。

“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十羊九牧，其令难行。”古人对于“官多为患”的现象，早有清醒的认识，也不乏革除弊端的中肯建言，那就是“省事不如省官”。“省官”（减少官员）之道，如今更要防止“精兵简政”年年喊，机构变相增多官员数量更膨胀的现象，下大力裁减冗吏，铲除腐败的土壤。

“官多为患”必然导致官僚主义横行，官权膨胀；庸官冗吏氾滥，贪官污吏遍地，衍生山头林立、朋党帮派肆虐，倘若再无决绝的改革意志与手段，势必一发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