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人的一个主题就是反腐败，我觉得中国反腐败非常有必要。
我从两方面来说明中国这些年腐败的形势。第一，是贪官数量越来越多。起初是地市级政府，在我老家宁波那边，一抓就五六个，后来广东湛江一抓就整个班子进去。作为学者，在分析中国贪官贪的数量时，我越来越不理解。腐败者拿钱做什么？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我可以理解，为了改善生活，买房子，开好车，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但是现在腐败的金额超过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个亿，我无法理解。我了解到有的官员，专门买一个房子来存现金，平常还骑着自行车上班，不敢穿一件好的衣服。这个我不理解。这里，我们不能把腐败根源放在个人身上。现在反腐败的一个问题是对腐败进行道德的谴责，认为这个人腐败，就是这个人的错，缺少制度反思。
第二，是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腐败的势力还有可能反扑来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大规模地反腐败，有效减少腐败存量，确实要亡党亡国。我非常支持反腐败的运动。反腐败一定要根据法治来进行，这个说法我认同。
反腐败已经有了很多正面效应。一个是改变了中国人很多观念，比如刑不上大夫。这个观念已经改变了，这个非常重要。另一个关键的改变是思考怎样把反腐败运动和法治结合起来,更有效的做法就是搞制度建设。如自由派知识分子说的rule of law。去年四中全会主题就是rule of law，即法治。现在建议的改革也是要把法治和改革结合起来。
当然，反腐败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国内现在有些人害怕改革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整天提心吊胆,整天想，明天我会不会被送进去啊？大家非常害怕。比如最近各地在开政协开会，就有人会担心是不是中纪委进来把我拉走。这是一种恐惧感。因此，官场开始流行一种不作为的状态。曾有一些省的官员说，“新常态”就是在办公室坐着，电话不接，文件也不批。因为批文件容易犯错误。我只认真学文件。官员不作为，就会很麻烦。因为中国现在这个关键阶段，是一个干部一定要作为的阶段。
新常态，是指经济从两位数增长，慢慢降到中速增长。我觉得，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常态。常态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不是说已经实现了。以前经济是高速增长状态，20-30年都保持8%-9%的增长，就叫常态。今后10-15年，如果都有6%-7%的年增长，这就可以叫常态。但是，现在没有人能保证中国今后10-15年能保持6%-7%的增长。万一经济塌方式下降，那就很麻烦。
我觉得今年经济增长的压力会更大。中国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大概是7000美金左右。假设未来十来年，如果保持6%-7%增长，届时中国会完全是不一样的中国，就会进入高收入社会,今天看到的很多社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进入5%-6%或更低，那就很容易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这就比较麻烦。所以中国前景，很明确。要不就是早先的日本、东亚四小龙的前景；要不，就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这种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状态。
中国的问题，在领导层面是看得很清的。三中全会，通过的主要方案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要通过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四中全会，强调法治，实际上让政府起到更好的作用。
中国的反腐败必须进行下去，但要警惕一种现象，就是像文革时期那种互相揭发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中国政治文化里面最坏的文化。平常大家之间有各方面的矛盾，现在反腐败一来，就找到机会了，于是互相揭发。很多地方的腐败，并不是中纪委发现的，是下面互相揭发出来的。这种方法很有效，但如果控制不好，失控以后会变成底层的政治斗争，把平常的矛盾利用反腐败的机会拿出来进行互相报复。
因此，应当把反腐败与法治建设结合起来。容许群众举报，容许媒体举报，但是要用法治，不能用非法治的方式来处理案件。去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来新加坡对话交流，有企业家就说，他们有的朋友被一些地方抓进去，被打一顿，要他们交代问题。即使没有腐败，也要承认他们贿赂官员。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中央的政策很好，可一到地方就变味了。
我认为还是要把反腐败运动与法治建设结合。如果结合得好，反腐败运动也会是一场有效的法治建设运动。邓小平当年访问新加坡，说学习新加坡。他1992年南巡以后更公开提倡学习新加坡。今年是中新建交25周年，如果中国在反腐败和建立清廉政府方面继续向新加坡学习，是非常好的。不能只学得皮毛，不学本质。反腐败不能无限政治化，政治要有妥协。建立一个好的制度非常重要，反腐败如果长期是运动式的，而不能建立一个有效制度，就会出问题。新加坡社会清廉是因为建立了一个集中的机构负责反腐败。
中新建交25周年，我们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国要继续学习新加坡。早期学新加坡怎么搞经济建设，后来学新加坡怎么搞社会建设，现在学新加坡如何搞廉政法治建设。
打印本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