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7%以上的增长潜力，而且应该力争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在“十三五”规划完成的时候，2020年达到12600美元的人均GDP水平。
要达到这个目标非常关键，不仅是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我们认为6.6%的增长就能够达到。如果说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比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更快一点的话，那城乡居民的收入翻一番也可以达到。但是那样做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当达到7%以上增长速度，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比GDP的增长更快的话，那代表企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目前如果把增长目标降到6.6%，企业的收益率更低，如果收入增长和工资增长更快，企业的状况就会更糟，这是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是国际比较。按照去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在2016年印度的增长速度会超过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预测，2014年印度的增长速度可能达到7.4%，但是如果我们的增长速度在7%以下，而且我认为，印度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在7.4%的基础上继续往上。其实现在港资、台资、韩资的劳动力密集加工企业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我们知道印度新上来的总理，他当了12年的首席部长，他采用的发展方式就是东亚的发展方式——招商引资、入口导向、基础设施。他们现在提出来印度制造的口号，正是典型的东亚发展方式。所以印度很可能在我们的“十三五”和以后的这一段时间抓住我们劳动力密集型往外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8%到9%的增长。
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实际增长在6.5%上下，会有2个百分点的差异。如果增长降到6.5%以下的话，企业的状况很可能会更差，失业的问题会增加，局部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也更大。以前，我们国内的增长速度维持在9.8%，比其他国家高出两三个百分点的时候，国际上老在讲中国崩溃、唱空中国，总说中国的顶层机制有问题。如果我们的增长速度比印度慢了两三个百分点，再加上结构性的金融风险等因素，国际上唱空我们的声音会更多。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外部环境、地缘政策会更加不利。
这种情况下，我非常同意樊纲的判断，应该利用我们的潜力，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因为克服印度的影响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我们早一点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一点，印度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快一点，这好说。另外我上次在一个场合当中谈到（点击阅读），应该有意把我们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尽量往其他国家去转移，因势利导。这样的话，可以比较好地化解印度快速增长对我们的压力。我们既然有这种可能性，而且有很多好的条件，应该把这个定为目标。
打印本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