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日本外交 安倍晋三执政下的日本东北亚政策
泉川博泰（Yasuhiro Izumikawa），约瑟夫•弗里森（Joseph Ferguson），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
2015年2月11日 | 在作为日本首相执政期间，安倍晋三一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外交政策问题。当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与欧洲和美国产生冲突时，他试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当与中韩两国在历史遗留及领地争端问题上相持不下时，他需妥善应对；当朝鲜因其核问题和人权问题与整个世界树敌时，他需要站在全世界这一边，哪怕还面临着本国公民被朝鲜政府绑架的问题。
泉川博泰深入研究了安倍内阁的东北亚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俄政策，并解释了日本政府战略选择背后隐含的逻辑及其对美国政府的影响。约瑟夫.弗里森做出了评论，来自卡内基的詹姆斯•肖夫主持会议。
|
|
印度经济 莫迪能否将“印度制造”推向世界？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海尼•森德（Henny Sender），华盛顿特区
2015年2月17日 | “印度制造”倡议是印度总理莫迪所推行的经济战略的核心所在，它引起了印度国内外投资者的注意。莫迪此举是否预示着印度经济革命的到来？他所提出的经济议程能否转变印度过去几十年里生产力低下的中央集权制？他是否会为此推行必要的改革？
海尼•森德是《金融时报》国际金融版块的首席记者，她将评估莫迪政府改革的进展，并衡量其对投资者情绪产生的影响。她的讲话基于近期在印度的采访。她日前广泛采访了诸多印度政商界重要人士。来自卡内基的维克拉姆•尼赫鲁将主持讨论。
|
|
中巴关系 中国-巴基斯坦轴心
安德鲁•斯莫尔（Andrew Small），弗雷德里克•格瑞尔（Frederic Grare），华盛顿特区
2015年1月14日， | 中国-巴基斯坦轴心在亚洲地缘政治上扮演着核心角色。几十年来，两国是彼此唯一“同甘共苦”的朋友，但两国关系对旁人来说仍扑朔迷离。安德鲁•斯莫尔在其新书《中国-巴基斯坦轴心：亚洲的新地缘政治》中解读了中巴两国关系对于西方、印度、阿富汗以及整个亚洲的影响。该书还触及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包括中国政府对巴基斯坦核项目的支持、中国在塔利班问题上的态度，以及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应急军事部署。从中国介入南亚战争，到奥巴马政府极力促使中国参与推动该地区稳定，斯莫尔逐一阐述了中国与日俱增的两难处境。对外，中国要与印度和美国保持战略竞争关系；对内，中国政府又需应对恐怖主义对国内稳定的巨大威胁。卡内基邀请了该书作者参加讨论，弗雷德里克•格瑞尔主持了讨论。
|
|
|
|
乌克兰局势 以武器支援乌克兰，恐重演“黑鹰坠落”
尤金•鲁默尔（Eugene Rumer），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金融时报》
2015年2月3日 | 有看法认为应当向装备简陋的乌克兰军队提供军火。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提供军火不仅无助于困境中的乌克兰，而且还会令当地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妨碍其关键的重建进程。提供军火也无法迫使普京收手，还会让美国进一步滑向与俄罗斯直接军事对峙的漩涡。
|
|
美国外交 亚洲新秩序
埃文•A•费根鲍姆（Evan A. Feigenbaum），《外交事务》
2015年2月2日 | 亚洲金融机构的整合将会作为亚洲政治和经济现实的一大特征存续下去，也定然会对美国在太平洋领导地位构成越来越大的竞争挑战。华盛顿不应该回避这种竞争。不过首先美国需要清晰认识亚洲变化的深度和源头。在制定策略时，美国需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哪些泛亚组织或协定可以被美国接受，哪些会损害美国的切身利益。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有害于美国安全、繁荣、市场机会或价值的功能性协议。第二个问题，哪些泛亚观点迎合了美国所乐见的策略，哪些又是想取而代之？第三个问题，华盛顿不能空手上阵，它必须采取措施来提高自己在竞赛中的分量，比如通过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中国经济改革 改革中国财政制度
黄育川（Yukon Huang），《华尔街日报》
2015年1月7日 | 和大众观点不同，银行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绊脚石。真正的问题出在现行的财政政策上。财政制度的调整将减轻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减少国有企业对债务性投资的依赖，增强国家预算支出的作用，从而使总需求的结构更加平衡。实施重大财政改革所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中央和地方预算会因此面临更多的公众监督，这是因为公众期望政府支出的增加能直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将迫使全国人大和省级人代会真正提高民众的参与水平，为更加民主的决策铺平道路。
|
|
|
| 《谁决定东亚地区的游戏规则？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战略性利用国际机构》
Who Defines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East Asia?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the Strategic U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戴欣媛（Xinyuan Dai）
亚太国际关系研究（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第十五卷第一期第1-25页 | 亚太经济的增长令人们越发好奇未来该地区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会花落谁家。本文的作者研究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指出它可能会彻底改变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当前亚洲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区域一体化进程空有热情，但机制不完善、约束力欠缺。目前亚太地区的各种机构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相比之下，TPP涉及领域广、条约约束力强。这使得其可能会趁着亚太处在无政府状态时彻底改变地区格局。
首先，作者指出由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新的贸易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几个较为相似的国家之间。TPP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然而，虽然这些规则是在几个国家的领导下制定的，但是他们却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这个小团体之外的国家。比如，当日本积极加入TPP谈判时，中国正同多国进行自贸谈判，以对抗TPP的冲击。通过对东亚地区现有的机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东亚地区的GDP总量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和欧盟，但是目前并没有一个约束区域内所有国家的组织，特别是缺少中日韩组成的官方的政府间机构。 其次，作者分析了贸易政策领域的机构现状。过去十年以来，中日韩三国都在积极地与其他国家签署自贸协定。然而，这些自贸协定大多是以双边形式存在的，并没有多边的协定；此外，这些协定的存在并没有促进区域化机构的建立，而且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竞争也阻止了区域性组织的成立。这主要是由于三国缺少政治上的意愿及领土争端的影响。在金融政策领域，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CMIM）的生效体现了10+3成员共同防范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提高应对挑战能力的坚定承诺和共同努力。不过其局限性还是十分明显的：东亚三国并不希望交出制定国内政策的主权以促进区域的一体化进程；清迈倡议的规模在数字上看起来很大，但是与协议国本国的外汇储备相比较还是杯水车薪。此外，各国还与地区外各国签署了众多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协议，在规模上也较大。这都不利于区域内金融政策的协调一致。
最后，作者指出正是多方割据的现状更加凸显了TPP的优势。随着日本的加入，TPP将会吸引更多区域内尚未参加谈判的国家。
|
| 《中国海上安全不可预料的影响因素》
China’s Unpredictable Maritime Security Actors
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14年12月 | 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有争议海域附近的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的作者通过对影响中国在海洋安全领域的一些因素的分析指出中国在海洋问题上难以预料的行为主要是由于国内多种如军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地方政府部门，大型国有企业等因素影 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对政策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力度各不相 同。事实上，中国对东海和南海的部分岛屿的主张近几十年来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中国对保卫其海洋权益的愿望和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这虽有违中国提倡的睦邻友好的政策，但是反映了中国对国家主权的维护。
作者指出了中国在海洋方面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中国对东 海的主张、中国对南海的主张以及中国对联合国海洋法中各国在一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所能够采取的行为的理解。作者认为由于中日对东海钓鱼岛问题的关注度较高，最高领导层的参与令结果不太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此外，中日是紧密的贸易伙伴。一旦局势发生剧变，两国的 国内经济将受到很大冲击。日本强劲的海上实力和美国对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声明也使得现状较难被中国的国内势力所左右。
相反，在南海问题上，由于岛屿众多，涉及的国家较多以 及中国政府管理的缺失和政府部门权力的分散，各利益相关方可以有机会推动有利于自身的计划而改变局势。而在专属经济区问题上，中国坚称没有其允许，美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情报收集工作是不被允许的。而美国却以航行自由为由为自己的行为所辩护。本文作者主要对南海问题上各因素进行了分析。
作者研究了影响中国海洋安全领域 的主要因素并且通过对中国政治环境的研究分析了这些因素会如何去影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和行为。在海洋问题上的因素主要包括两类—官方的外交安全领域以及边缘的因素。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 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政府负责海洋安全的部门及解放军。处在边缘的因素包括：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从事海上资源开发和旅游等相关领域的国有企业，渔民，媒体记者和网民等。官方机构和职能部门的影响力当然很大，但是处在边缘因素的网民和国有企业等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国有企业以保卫中国 海上利益为名而采取的为自身利益服务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迫使政府去支持一些过激的行为。习近平提出的保障中国海上权益的概念较为模糊，这为各方借此名目为自身谋利留下了空间。解放军最为主要因素中的一员，一直以来起着一个保护性的作用。解放军不会主动介入到执法部门或是国有企业在有争议水域的行动中。但是，鉴于军民合作的不断加深、执法人员素质欠缺、执法部门缺少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解放军的作用正在不断凸显。
作者以三沙市为例进一步深入地分析了以上提到的各因素是如何去影响中国海洋政策的。作者认为三沙市的建立表面上是由于越南的挑衅行为引起的，但 其实是海南省政府官员多年游说中央政府的结果。各大国有企业也纷纷捐款和投资以支持中国政府的行为，履行其社会责任。习近平在2013年4月对海南的访问中表示了对三沙市的支持和对维权的强调。
|
| 《西方对华武器出口》
Western Arms Exports to China
奥列弗•布劳纳（Oliver Brauner）
马克•布罗姆利（Mark Bromley），杜懋之（Mathieu Duchatel），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2015年1月 | 近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升级和 中国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成为了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本文的三位作者研究了四个西方最大的武器出口国—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对华武器出口及技术转让的政策并且分析了其对解放军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还根据公开的资料列举了各国在1989年之前和对华武器禁运之后都有哪些军用技术或是军民两用技术通过哪些渠道传到了中国。最后，根据中国对西方武器禁运的回应和举措，作者建议西方国家就禁运的目标和范围协调一致，加强政府间的信息共享和透明度并且提出 欧洲应该加强其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和中国军民融合的战略的评估能力，以便更准确地决定是否给出口中国的军用设备颁发许可。
首先，作者分析了美国的国家出口控制系统。美国的出口控制主要由国务院，商务部，国防部，财政部等多个政府部门中的数个机构协调进行。在中美建交之后，数届美国政府逐渐放开了对中国的出口限制。1989年美国国会通过对华武器禁运法案。法案规定总统可以在 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取消禁运。这一法案比欧盟的更为严格也更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当然，随着中美之间贸易的不断深化和增长，美国也面临着国家安全和贸易利益的抉择。同时美国也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华武器出口政策。比如，2003年美国等四十个国家签订了《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即瓦森纳协议，the Wassenaar Agreement）。
其次，作者分析了欧洲英法德三国对华武器技术出口的控制。2003-2005年德法希望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未果，这体现了欧盟内部在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欧盟对华的武器出口还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以及英国与美国特殊关系的影响。中国曾在2003年的对欧政策文件中提出希望欧盟解除对华禁运、促进双方深化国防领域的技术合作，但之后中国逐渐减少呼吁解除禁运，而是寻求其他途径。比如，中国加强了与欧盟在航空航天等主要领域科教方面的合作。具体而言，法国主要转让直升机制造技术，而德国转让和出口的大多是用于军用车 辆和舰艇的柴油发动机。英国政府与德法两国之间在控制出口的政策方面并没有显著区别。英国政府也没有发现武器出口限制对中英贸易往来产生过显著影响。
针对西方的军售禁令，中国一是加强了与前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乌克兰的军火贸易往来。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从1991年到2013年，中国超过80%的传统武器的进口来自与俄罗斯。二是加强了自身的研发能力。解放军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多种科技合作项 目以及军民结合等途径有效地减少了对西方武器系统的依赖。因此可以说西方对华军售禁令是解放军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
不过作者指出中国仍然在如发动机，电子系统等关键领域 依靠进口。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是， 中国不再进口整套武器，而是进口部分技术和系统，将其装配到自行研发的武器上。
|
| 《新兴国家作为规范性个体：巴西和中国在联合国发展系统中的作用》
Emerging Powers as Normative Agents：Brazil and China Within the UN Development System
阿德里亚娜•埃尔塔尔•阿卜杜努尔（Adriana Erthal Abdenur）
《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4年12月13日, 第1876-1893页 | 人们通常认为机构会影响新的成员国，让他们适应现有的秩序。然而，这种影响并不一定是单向的，成员国也可以对机构施加影响，特别是那些已经熟悉了 规则但是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没有作为的成员国。本文的作者主要分析了巴西和中国这两个新兴国家在联合国发展系统（UN Development System, UNDS）中所采取的主要立场，认为两国在冷战后越来越有兴趣并且也有能力去影响联合国的现有秩序。尽管如此，两国在规范性谈判中的筹码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发展系统之外的南南合作项目。
目前的国际发展的规范性谈判主要 有两种途径：第一是传统的方式，如联合国发展系统和经合组织（OECD）所牵头的全球合作计划（Global Partnership）；第二是新型的方式，如金砖国家形成的松散式的联盟。早在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形成的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就批评并挑战了布雷 顿森林体系下不公平的贸易体系。近十年来，新兴国家通过扩展南南合作项目也在不断挑战现有的发展规范体系。中国和巴西虽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但是他们仍然对一些试图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的国家保持怀疑。他们在联合国之外的合作，如通过南南合作平台和金砖国家体系，使得两国的联系日益密切。
接下来作者主要以时间为贯穿线分别分析了巴西和中国在联合国发展系统中的作为。对于巴西来说，多边主义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巴西一边不断的想要去 “适应”联合国的模式，一边也在积极推动整个系统的改革。这主要是因为巴西既有着新兴国家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忘记历史上受到排挤的不公平待遇。此外，巴西的政界精英还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并不是一个绊脚石，而是有着重要的作用。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政府间组织所无法取代的。
与巴西在冷战早期就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多个项目不同，中国的发展外交随着时间和讨论的主题都有着明显的变化。虽然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间较晚，但是其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使中国获得了足够的影响力。中国对非洲新独立国家的财政和发展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了新 中国在联大上重获联合国席位。在最初，中国采取了较为低调的作风，这与中国领导人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也反映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一些发展项目可能会侵犯一国主权的担忧和不信任。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加强了在联合国发展项目中的参与度，并且有了一个从态度上的转变—从想要保护中国免受外部势力的形象到扩张中国的影响力。
尽管中国和巴西在冷战时期在联合国发展系统中的行为 不同，但是在21世纪两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在发展问题的立场上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金砖国家联合体和其他南南合作的协议使得两国可以在联合国发展系统外协商发展框架并且挑战现有的规则体系。在文章末尾，作者指出仅仅能够挑战或是对抗现有的规范是不够的，两国真正需要做的是促进新的规范的讨论和形成。
|
| 《比较韩朝间及海峡两岸间信任的建立：再保证战略的局限性》
Comparing Inter-Korean and Cross-Taiwan Strait Trust Building：The Limits of Reassurance
张廖年仲（Nien-chung Chang Liao）
《亚洲概览》（Asian Survey）, 第54卷第六期，第1037-1058页 | 1998年到2002年间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对朝政策（即阳光政策）与2008年至2013年间大陆的对台政策（即相互保证的政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2000年朝韩首脑会谈曾让外界对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抱有期许，但后来朝鲜秘密核研究基地的曝光让互信 成为虚影。台海关系在08年马英九当选后趋于缓和、经济文化领域合作频频，但政治层面的互信依旧缺少基础。本文以再保证战略（Reassurance Strategy） 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双方无法建立互信的原因并对未来各方如何建立良好关系提出了建议。通过比较朝韩和海峡两岸关系，作者认为仅仅依靠向对手提供积极的刺激措施去再保证对手是完全不够的。
首先作者指出了再保证战略的三个局限性：第一，两国间实力的不对等，实力较强的一方可能会滥用其优势；第二，国内政治使得温和派比强硬派更需要 担心能否连任；第三，第三方的作用不可忽视，建立信任关系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第三国的支持。
接下来作者分别分析了再保证战略在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应用及其成效。在韩朝问题上，近几十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韩朝之间经济状况有巨大差距；其次，1987年民主化后，韩国对朝战略从之前的对立变成开放的政策；冷战结束后，朝鲜失去了苏联这个 盟友的支持，其战略位置的下降使得其对韩国的态度有所缓和。以上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朝韩首脑历史性的峰会。金大 中上任后一改对朝鲜的长期敌视政策，表示不会试图推翻朝鲜政权并且将“统一”从韩国对朝政策中去掉。他奉行的阳光政策事实上是对朝鲜的无条件介入政策。虽然朝鲜最初对此表示统一，双方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朝鲜随后逐渐停止了接触。朝方无法在韩国最关心的安全问题上作出表态和秘密的核试验最终导致了强硬派李明博的上台和阳光政策的结束。
台湾问题上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双方的战略平衡随着大陆的发展在向大陆这一方倾斜；其次，台湾的民主化增加了大陆对台湾想要独立的怀疑；最后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政权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突破大陆对其加入国际组织的封锁，这导致了大陆利用军事手段防止台湾彻底脱离大陆。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之时，08年马英九上台缓和了局势。双方从文化与经济角度入手，加强了海峡两岸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但双方仍没有放下对彼此的不信任。大陆没有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权利而台湾方面也不希望 进行和平统一谈判。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而支持统一的人的数量在逐年下降。虽然马英九试图避开一些敏感性问题，但是作者认为台湾不情愿参与谈判的姿态终究会加重大陆的疑心。因此，两岸的再保证政策并没有能够制造出可以促进双方进行深入合作的信任。
随后，作者对这两对案例的异同进行了比较。韩国和大陆都在淡化他们统一的目标从而希望去使朝鲜和台湾安心，双方均强调了要维持现状；此外，韩国和大陆都向对方提供了经济上的刺激措施以表达良好的态度。但是，这两个案例的不同点也是十分明显的。韩 国和大陆有着不同的中心和切入问题的方法。韩国采取的是由上至下方案—政治为先，其次再谈经济。虽然韩朝一直有官方的接触，但是民间的互动却受到了限制。大陆对台采取的是由下至上的方案—经济为先，政治随后。因此，两岸在政府官方领域的接触受限，但在民间的互 动却异常的活跃。作者接着套用之前他指出的再保证战略的局限性去分析影响这两对关系建立信任的一些其他因素，即国家实力不对等，国内政治势力的影响和第三方的作用。
最后，作者指出由于再保证战略在以上两个案例中并 没有实现建立互信的作用，威慑战略仍然主导着韩朝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再保证战略仍有其价值，毕竟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如果能够结合官方交流与民间社会团体的互动这两个战略，并且本国领导层，民众和国际社会达成一致的话，这两对关系还是有可能建立互信的。 |
打印本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