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56年考入长沙湖南医学院（现名湘雅医学院）神经科做研究生。生活补贴费按原工資52块的八折发给，每月43块。那时实行的是低工资制，有余钱存留的人很少。由于我在医学院学习期间自学了俄文，毕业后向杂志和出版社延揽了俄文医学资料的翻译工作，所以有一些额外收入。翻译所拿的稿费相当可观。一个旁晚三小时的笔耕。一般可以拿到15块，因此，我在读研究生时，已经小有存款。

肝炎肆虐 病患要隔离

1957进入研究生第二年，医学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和全国同步，陷入反右派的猛烈风暴中。第二是师生中发生乙型肝炎大流行，被波及的先后以百计。我在年底时两者都中招。还好，在这一阶段，我作为病人的治疗和处理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经过检查和鉴定，我的肝炎按规定要强制隔离，住入由学生健生房改成的全日隔离病室，与外界断绝了来往。

四个星期的隔离期住满后，我出院时，医疗鉴定说我应当继续“全休”一个月，在门诊继续追踪，既不参加政治学习和活动，也不参加科室的业务活动。其实，这个病毒性的肝炎治疗，治疗之道不外乎卧床休息加充分的营养。所以，医生的这一安排，让我暂时不参加冗长而枯燥乏味的政治学习受教育，我很满意。

不料，一出院，我就发现一个原先因与世隔绝而没有看到的情况。当时所谓的京广复线（从北京到广州的第二条铁路线）由北向南正好修到了长沙附近。长沙市区各个机关团体和学校，都动员广大职工和学生尽量争取时间参加工地的劳动。主要就是挖泥和挑土筑路基。在医院内贴满了鼓动大家支援劳动的大字报。其中一类让我看了胆战心惊：鼓励肝炎恢复期的病人带病坚持参加支援京广复线的修建，时不时指名某某不顾肝炎对休息的要求，肝区疼痛也照常出工，半休也放弃了， 云云。

这充分说明按医疗要求应免除劳动的慢性病人，也受鼓励违反医学原则而免除的劳动。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我按医嘱的全休是不可能的。如果急性期不彻底治愈，长远后果或者是拖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这种远景让我非常不安。

不行。我得走，决定回武汉父母家休息。

怎么走？按平常的走法很方便，就是搭火车。可是要去挤车票，拼坐位，我的肝炎仍然严重，对这一串体力劳动的折腾，能受得了吗？

这时，我想到了存款。当即如释重负。钱赚不用，等于不赚。钱不成问题，可以搭飞机去。又快又省力。此钱不花，更待何时。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搭过飞机，但是我知道长沙可以飞武汉。我立即从医院门口搭公共汽车，去市区蔡锷北路民航局售票处打听从此地搭飞机去武汉的一切有关事宜。在站口，一下车就到了。我三脚并作两步直奔内堂，来到一个面对顾客的窗口。

搭机方便 如乘公交车

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买票要不要单位打证明。答案令我释然，“不要”。真是谢天谢地。

票价多少？人民币60块？好贵呀？它相当于我一个半月的收入。也是同样距离火车票价的八倍。但是，我出得起而且心意已定。

看墙上张贴的飞航班次表，每周有两班从长沙飞武汉。正好明天有一班。我立即从皮包里拿出一摺钞票。填表付款。从进民航局的门，到完成交易，不过半小时，真是方便，简捷。票拿到手，仔细放进皮包后，在候机室的沙发里，多坐了一会儿，调整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这时才注意到，那里也还是时不时有人出出进进，和我一样来办事的。不过谈不上拥挤热闹。

从长沙起飞到武汉落地一个多小时。明天上午九点半以前来这里的候机室集合，再乘他们的交通车一起去南门外的大托铺机场，预计十一点20分到达武昌南湖机场。有民航当局的交通车分途把乘客送到家门口。一切搞定后，我给父母拍了一个电报，把明天中午前乘飞机到达，有民航局的交通车送达家门口的安排预告他们。

第二天上午轻装简从，只带了一身换洗衣服和几本书，在九时半之前按规定到蔡锷北路民航局候机室。时间一到，一个着制服的女职员，打招呼说 ，去武汉的乘客跟她走。我和另外十多个乘客立即起身，按嘱跟着她。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提着手提箱或公事包，没有看到背着大件行李的，排队鱼贯进入早已停在门口的交通车。清一色的男子，一个女的也没有看到。守时的作法，让我印象深刻。

这是一个大晴天，去南门外大托铺机场的路上交通并不拥挤，交通车风驰电掣地奔驶约20分钟，到达机场。我们被引入一个一层楼的候机室，大家各自随意坐进沙发里。室内陈设不算讲究，但比一般等候车船的场所，整洁和松散多了。大约可容纳四五十人。乘客大约占了一半位置。我朝南边的玻璃窗外展眼望去。飞机场原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坪。远方停着几架飞机，大多数是螺旋桨的，也有单翼噴氣式的。我猜想前者是民用，后者是军用的，因为它是一个军民两用机场。

十时半一到，一位着制服的职员来到乘客面前，带领大家走进候机室外一辆中型客车里，在平坦的路上，向机场开去。约三分钟，停在一架螺旋桨发动的飞机旁。我们听到自己的姓名和飞机坐位号码，便从汽车下来，出示机票后，依序进入飞机中。各人找到自己的座位安顿下来。

短途客机 光顾者不多

我的座位在机舱的左侧中段，正好靠近舷窗。坐定后，展眼对机舱内的情况鸟瞰一番，发现舱中的座位安排颇似一辆大的长途汽车，由中间的过道分成两排，每边两个座位，从前到后共有约十排左右，所以乘客全员容量估计在四十上下。可以看出，大约只有百分之八十满员，空位不少。乘客中没有看到一个异国装束的人士。除了大约四、五个现役军人外，衣着全都是深色的中山-列宁装，不论军人或非军人，如果穿外套，皆为与内装同色的呢料，看来很是庄重。显然是属于高干的行列。整个飞机上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穿得寒酸邋遢。里面是深蓝色干部服，外面罩着一件深绿的老旧呢料军大衣。

进入机舱后，看到空姐在机舱中指导乘客就座。空姐着装保守，长袖长裙，呈天蓝色着深蓝的边襟，线条清楚而明亮，谈不上妖艳，但比日常所看到的一般女干部服，表现活泼多了。

进入机舱后不久。首先有乘员向乘客讲解空中飞行的安全事宜，指出每个座位前准备的安全带中有些什么备用的设备，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使用。现在记不起有输送氧气的口鼻罩，但清楚记得有牛皮纸制作的卫生带，好收集废物。

讲解结束后，开始听到也感到机身的震动。越来越响和明显。这时，我通过舷窗看到窗旁的螺旋桨慢慢转动，越来越快，飞机开始滑动，最后腾空而起，地面各种事物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机身的震动和响声从此如影随形，没有停过。不过有时厉害些，有时减轻些。飞机升高后，渐感机身有些颠簸，像水中航行的船。也是时轻时重。虽然不算严重，可还是让我感到不舒服。一路上我的注意力主要在窗外。由于是大晴天，万里无云，看得很远，多数的时间可以看到地貌的大略，如山麓，河流和水面都能辨别出来，可见飞行高度有限。飞行途中，很少有人或声响设备向乘客报告飞行的状况和旅程，因此飞机飞到了什么地方，乘客全然不知。

据报告，到武汉的飞行时间大约八十分钟。大概在起飞后半小时，我看到大地出现了大片的水面。按时间估算，这时应该是在洞庭湖的上空。机身开始有比较大的颠簸。我的理解是因为湖面的上空风比较大。起初，除颠簸加剧，开始“晕机”而感恶心欲呕和耳鸣闭塞外，尚能自持。

不料，事态很快进入严重的阶段，从只是感到“欲呕”到真的呕了起来。我赶忙把卫生袋打开，低头向下，对着袋内呕吐，没有顾及机舱中乘客或空姐的反应。这时飞机的颠簸程度超过抗战初期逃难时全家人坐“红船”（最大型的两桅风篷船）过洞庭湖的情况。忽然，说时迟，那时快，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强大力量，把我向上一推，使我腾空而起，却被安全带拉住，身体随后被无形的力量左推右拉。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耳鸣和闭塞，也听不到飞机上的乘员有不有什么说法。我的第一个联想是“天啦，出事了！”

空中惊魂 挡驾鬼门关

从搭飞机的念头进入脑海中的第一秒钟开始，对飞行安全的顾虑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为了避免体力消耗对健康的威胁，不得不冒险而为。想不到顾虑成真!这下子算是完了。于是，好久没有祈祷求过的上帝出现在脑海中。我开始祷告，求上帝如何如何。飞机仍然剧烈地颠簸不停。耳鸣闭塞还是让我与外界隔绝，整个身体被牢牢地绑在座位上，上下左右乱撞。可是，奇怪，祷告后，呕吐倒像是得到应验而停了下来，可是双手必须捧住脑袋，低头弯腰扶在大腿之间。这样折腾了不知有多久，颠簸才慢慢减轻。飞机逐渐平稳下来。人也感到舒服一些，可以伸直坐起来。展眼向机舱望去，好像没有什么异样。这时，我感到通身的内衣内裤，被一层薄薄的冷汗，轻轻地贴在全身表面而感到一阵轻轻的寒意。我随即把呢大衣的扣子，从上到下全部扣起来，双臂在胸前紧紧交叉相报，以求保暖。

飞机终于在十一点20分按时到达武昌南湖机场。停稳以后，耳鸣闭塞的情况大为好转。我按乘员的安排，从飞机转到与我的最终目的地相符的一个小型客车上。满员可坐八人，人上齐后，还有两个空位。从机场开往江对岸的汉口，沿途有乘客下车。到最后剩下我一个人，一直送到最偏僻的市郊西侧的 “汉水街”，直达家门。看表，正好十二点正。

洞庭上空惊魂一场，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吗？还是真的去了一趟鬼门关，由于时辰未到而挡驾了呢？

不论是什么情况，那一躺搭飞机的决定是正确的。否则，我的肝炎就会像后来看到的情况：当年那次流行的“同一届”肝炎同事，因急性期没有得到彻底休息，很多演变成为慢性肝炎。以后多年，肝脏的情况时好时坏，常常需要停止工作，全休或半休，而最后却在五、六十岁时死于肝癌。英年早逝。更多的“病友”虽然没有最后死于肝癌，但我们看到他们几乎整个一生戴着肝炎的“帽子”，半休、全休地，度过了病夫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