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问题经历几个月的剑拔弩张，虽然尚未尘埃落定，但美中双方已经开始呈现出和缓态势。

　　然而，这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对于那些正饱受人民币升值忧虑煎熬的中国出口企业来说，它们无法预期最终的结局是什么。特别是，当前美国朝野上下、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甚至各职能部门之间，发出的信号依旧混乱，此时就断言美中已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达成谅解未免过于乐观。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刚在北京说“不能强迫中国改变汇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随即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发出了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最强音。

　　未来3个月，除美国财政部报告充满变数之外，美中两国领导人还将在一系列高端会议上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合纵连横、斗智斗勇，包括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20国集团峰会。汇率问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已成为影响美中双边关系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

　　但汇率所引发的冲突决不仅仅体现在于两国政府层面，在两国内部，上至知识精英，下至蓝领工人，对此无不呈针锋相对的态度。因此，尽管双方在政府层面勉强达成了某种妥协或共识，只要施加一个外力，便立刻又会重新打破平衡。就算中方承认人民币存在低估，但问题是，升值的边界在哪里？美国官方和学者给出的口径也不一致。这就使得人民币汇率重估成了一个伪命题：它只要一开始，就几乎不可能会有终点，因为升值之后美国还会期待进一步的升值，除非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完全消失或经济彻底崩溃。

　　因此，要在美中之间就汇率问题寻求更广泛的共识，仅靠现有政府官员层面的讨价还价远远不够。依笔者看来，完整的对话框架应至少包括四个层面：

　　第一，两国经济学家有必要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进行对接。

　　不可否认，美国经济学教育远远领先于中国，这种对话并不具有完全平等性。但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所言，虽然从十个经济学家身上你能听到十一种声音，但当经济学家与其他领域学者混杂在一起时，你会发现经济学家们在各种议题上的立场又出奇一致，这显然与其受过的相同经济学思维训练有关。如果两国学者可以摒除外界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压力的干扰，以纯学术的研究态度，在诸如“均衡汇率是否存在最优预测模型”这一基本问题上取得一致，才能谈“人民币名义汇率偏离均衡汇率的程度”，后面三个层面的对话才有继续进行的依据。

　　目前，在汇率经济学中，仅均衡汇率估计的模型就有购买力平价、行为均衡汇率、自然均衡汇率、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等不下七八种，而其中任何一种又可以再细分。不同的经济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型，预测出来的人民币汇率从低估40%到不低估，相去甚远。

　　第二，政府官员层面的对话和交流，但并不仅限于国家领导人在官方场合的政策宣示。

　　事实上，一些常年从事实务的中高层财经官员，对于汇率往往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许更代表了官方机构的真实想法。笔者近日拜读了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先生的新作《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感触良多。对于美国责难人民币盯住美元，国内学者和官员通常的回应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李若谷先生在书中选择了直接反击——他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源头追溯起，质疑道：二战后要求各国货币严格盯住美元的是美国，而70年代又不负责任撒手不管的也是美国，现在要求中国放弃盯住美元的还是美国；为什么美国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设计与美元固定汇率安排的货币局制度，却不允许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维持稳定的汇率？

　　依据国际金融理论，大国更适宜采用浮动汇率，小国更适合采用固定汇率；但从未说过大国就不得采取固定汇率或盯住汇率。如果伯南克愿屈尊来中国答疑释惑，相信比在大洋彼岸隔空叫阵更让人信服。

　　第三，两国立法机构和民众也有加强对话的必要。

　　过去几年，美国国会一直扮演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黑脸角色，而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则很少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其结果就是，中国政府不得不受到来自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双重压力。此外，民间对民间的交流也很重要，中国企业家和民工代表可以来美国传统工业区切身感受一下不思进取、拒绝产业结构调整的后果，而美国工会代表和制造业蓝领工人也不妨去中国沿海和内陆实地考察，看看强迫人民币升值将给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家庭带来何种打击。

　　第四，美国与盯住美元的所有国家之间，或者再宏大一点，是支持浮动汇率与支持固定汇率的国家之间进行对话。

　　笔者注意到，一方面，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不久前在指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时，也攻击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亚洲经济体的货币汇率也被低估，都应当被列为货币操纵者；另一方面，包括印度、日本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并不愿追随美国对人民币施压。

　　因此，这场多边对话的实质是：坚持以多元化为特征的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还是接受美国主导下的另一个“后布雷顿森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