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后“乱作为”的问题解决了，但“不作为”的问题又开始变得突出了，李克强总理近日指出“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反腐既要惩治乱作为，也反对不作为” 。

　　市场决定性作用并不排斥发挥政府职能，也不是让政府退出，而是让政府从不该管的事情中腾出手来，做好该管的事情，回应社会的需求，“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减的是审批，增的是服务。政府审批减少了，服务应该怎么做，更值得研究，正如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的那样，政府和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两支手，“用好两只手、开启双引擎”，都不可偏废。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企业家厌恶政府的审批，而对政府的服务则是翘首以盼，他们对政府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保护幼稚工业。资本主义带有全球化的特征，因为它本身就是从全球贸易中诞生的。既然是全球化，那就有强国、弱国之分，弱国企业跟强国企业竞争，就像小孩跟大人打架，本身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其结果基本上就是被强国企业收购，最终整个国家也变成强国的经济殖民地。历史上并不缺乏国家保护幼稚工业的案例，比如德国和日本就是很典型的从弱国转向强国的经济体，他们非常注重本国工业的保护，德国的历史学派就是以提出保护弱国幼稚工业的观点而著名的。

　　二、扶持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最需要投入的就是研发，而且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具备成本优势，因此需要政府的扶持和补贴才能走向正轨，比如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典型的新兴产业扶持规划，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的计划和规划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现在最典型的就是太阳能产业。太阳能前景也很好，但是开始的时候成本很高，所以各国政府都在补贴，而且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已经下降得非常快，要不了很长的时间就会与传统能源持平。

　　三、创造“无波动”的经济增长环境。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是非常弱的，可以忍受的停工停产时间不过一两个月，如果超过了这个期限，产能就会被浪费，机器厂房就得变卖，工人就得失业，企业就得倒闭。但企业家却缺乏对大环境的判断能力和适应能力，他们能将自己行业内的周期看懂就不错了，要认清宏观经济周期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对于经济危机，不仅企业家看不清，经济学家也预测不准，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有必然性和很大的随机性，一个经济周期一般平均是七到十年，具体预测起来差一年都会闹笑话。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通过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断地熨平经济周期。

　　四、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企业可以做的主要是产品生产工作，基础设施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靠市场很难完成建设，而如果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在先，企业根本办不起来，比如中国地方政府招商，都要先做好“五通一平”，因为这是最基础的，没这些企业来了也没法展开生产。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往往都是最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相反那些不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没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经济很难有所起色。

　　五、建立技术工人的基础培训制度。企业更愿意使用熟手，因为工人流动性很强，而限制工人流动又很难实现，因此如果没有政府来做工人的培训工作，而企业又不想做，那就会影响到经济。现在中国每年都会在技术工人的培训上投入很多钱，很多技工学校的学生都是免学费的，这些做法都为企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六、通过立法限制恶性竞争。企业之间存在良性竞争，比如看谁的产品科技含量更高，设计更美观，功能更人性化等，优秀的企业会在这种竞争下脱颖而出；但同时还存在恶性竞争，比如谁家的牛奶掺假更多，谁家的食用油中掺杂了更多的地沟油等，在恶性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往往是不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这时就需要政府干预，制定严格而明确的竞争规则，让行业竞争走向正规。

　　七、保证原材料的充分供应并提供广阔的市场。企业大部分是两头在外的，原材料和市场都需要保障。如果一个国家缺少石油，煤炭、铁矿石等基础的原材料商品，即使这些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也需要国家与材料供应国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而这些单靠企业家是做不到的。另外，市场也需要政府的帮助，比如企业要从事出口生意，就需要政府跟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比如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比如建立贸易摩擦的解决机制，货币清算机制等，这些都需要国家出面。

　　以上这些方面都是政府应该在市场中扮演关键性和先导性角色，政府在这些方面好好作为，不但不会遭到反对，而且会受到欢迎。扮演好这些角色，也应该成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