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于创新来说，关键的不是具体的技能，而是文化。”

蒲慕明：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全球竞争中面临的很多挑战与创新有关。当前，我们没有多少真正的原创，经常尾随于其他发达国家之后。出于这个原因，本论坛的目的是讨论中国高等教育，包括本科生和博士生的培养。首先讨论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中国大学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

施一公：高等教育的概念非常广泛。中国有超过1000所高校，其中很多高校集中在技术和职业培训等偏专业化的教学领域，它们应该与名校拥有完全不同的教学任务和元素。我认为，前30至40名的研究型大学——即中国的常青藤大学——和今天讨论的创新问题最具相关性。

蒲慕明：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想我们应该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顶尖大学上，否则，讨论就会过于宽泛。

施一公：中国大陆有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急功近利。政府把大学看作是就业的引擎，这一点对上述专业化的高校也许是适用的，但绝不适用于顶尖高校。在父母和整个社会的压力下，中国顶尖高校的绝大多数学生都为了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而烦恼。在这种氛围下，几乎没有人真正对创新感兴趣。在顶尖高校，金融是很多大学生首选的主修专业。我的实验室就有一名优秀的学生放弃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在一家私募基金工作。理由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

龚克：对于创新来说，关键的不是具体的技能，而是文化。我同意中国有太多寻求短期利益的文化氛围，这对创新没有任何益处。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合作极为有限，这些也阻止了创新。此外，中国科学家往往受限于拥有狭窄的视角，仅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但是近来的创新经常产生于多学科研究中。

吴家玮：确实如此。研究文化应该在大学里播下健康的种子。但是我要指出，所谓“创新” 分不同种类。比如说，就连如何开好一家快餐店其实都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以高等教育来说，创新基本原则都是一样的，无论说的是名校还是职业学院。

2.“名校的目标应该是为未来社会培育领袖人才，而不只是让学生得到一份高薪工作。”

施一公：在中国，舆论经常把高等教育和就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就业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这一观点在媒体上经常被放大，给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顶尖大学造成巨大压力。我认为过于强调就业前景偏离了高等教育的重心。

龚克：确实如此，每年中国大陆的大学毕业生达到700万人。政府在扩大就业方面的压力传递给大学。比如，南开大学从2014年11月起就被要求提交一份月度报告，汇报成功签订工作协议的学生比例。

施一公：我每年都参加与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相关的会议，2012年以前，学生家长也经常参加这些会议。我深切感受到，他们对于就业前景的担忧大于一切，对此你可能难以想象。我经常告诉这些家长：您的孩子来清华上学不是简单地为了日后得到一份工作，他们应该具有更远大的前途，请您把孩子交给我们培养，在未来四年不要告诉您的孩子哪些工作最有利可图。

吴家玮：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其他国家的大学，尤其是那些受公众资助，并因此对公众负责任的大学，经常需要考虑与就业率相关的问题。毕竟，中国每年毕业的700万大学生中，公众期望多少人会从事创新?大多数学生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到好工作。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就业率不应该成为评估大学成绩的唯一标准。

龚克：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中国已经有一种趋势认为，只要学生就业好，大学工作就做得好。大学，包括那些最优秀的大学，都在忙着完成各类任务，比如就业率、获奖和发表论文数量以及影响因子等等，反而忽视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导致本末倒置。

施一公：当然，所有大学都应该关心学生的就业前景，但这绝不应当是顶尖大学的培养目标。名校的目标应该是为未来社会培养领袖人才，而不只是让学生得到一份高薪工作。当你用更高的目标来治学、用更高的标准来培养学生，就业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高松：我同意这种看法。学生们上大学希望随后找到好工作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大学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提高就业率，就业率是与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更密切相关的。

陈元方：过于强调就业及类似的指标表明，中国教育部对于高等教育是什么以及它对于塑造国家未来的作用，还没有形成一幅清晰的图像。导致高等教育变成了一堆统计数字游戏。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我们应该从大局考虑，探寻中国高等教育缺失了哪些重要元素。

3.“大学独一无二的精神实质，在于它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

蒲慕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17年，具有非常高的影响力。请问协和医学院的相关情况是怎样的?

陈元方：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所规模小、选择性强的医科学校。在因美国“珍珠港事件”被迫关闭之前的19年中（1924年首届医学生毕业～1942年），学校仅有310名毕业生，平均每年仅毕业16.3人。但那些学生都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栋梁之才，在临床医学实践、医学研究、公共卫生、护理学以及医学教育等方面具有巨大影响。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医学领袖，并成为各类享有声望的研究院的院士或管理层，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国际航空和空间科学院等。北京协和医学院在1952年和1966年曾两度停办，并于1959年和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两度复校，此后一直致力于重现过去的辉煌。

蒲慕明：您就属于“文革”前毕业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老一辈毕业生。在您看来，协和医学院何以如此成功?

陈元方：这与学校的视野和教育理念分不开。一开始，北京协和医学院就非常明确，它的目标是培养医学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这决定了学校每个方面如何运行。比如，学校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医学预科，目的是让学生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语言技能等方面打下坚实和广泛的基础;比起知识的数量，学校更强调思想的质量，鼓励批判性思维和有规律的逻辑思维习惯;它鼓励教授和高级教师与学生定期交流指导的导师制，这不仅对知识传播很关键，而且对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也是如此。

吴家玮：这种教育理念也是美国一些博雅学院非常成功的原因之一。它们真正关心的是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批判性与独立性的思考，教育他们如何与同学们合作相处和相互学习。这样的培养模式需要从本科教育开始。

陈元方：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2007年在她的就职演说中谈到大学精神时所说的：“大学独一无二的精神实质，在于它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或主要是对现在负责。大学关乎塑造一生的学习、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习、创造未来的学习。”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衡量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和进行改革的出发点。

高松：确实如此。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具有独立判断和批判思维能力的全面人才，他们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意识、公民意识和欣赏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原校长（1945年~1948年）胡适曾说，“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教育是要人戴能看从前看不见，并能看人家看不见的眼镜”。

施一公：遗憾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一种功利主义心态，关注的是具有直接应用价值的知识和技能。我认为这深受中国古语“学以致用”的影响，这里的“用”经常被看成狭义层面的“用处”。这种急功近利蔓延到企业，很多中国企业包括一些大企业对名校毕业的学生不满意，认为他们如果不经过培训，就不能很快适应安排的工作。其实，除非是相关技术学校专业毕业，任何一名优秀的名校大学生是必须经过职场技术培训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吴家玮：我认为教育具有这两个功能，它们彼此之间并不矛盾。即一方面培养学生批判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精神，另一方面教给他们能够直接运用的知识和技能，二者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平衡点。

龚克：我也同意。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学”和“用”放在对立面，打下牢固的基础和提供有前途的工作前景之间并没有内在矛盾，我试着让家长理解他们的孩子一生所要面对的挑战，而不仅仅是毕业后立即面对的挑战。世界正在迅速变化，广泛与坚实的知识基础，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将决定学生如何适应这些迅速的变化，并作出合理判断与理智选择。问题在于这里的“用”是为了短期的利益还是一生的利益。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不仅是“学会”，而是“会学”。

4.“大学不应该沦为职业教育，而应该让学生为此后的一生做准备。”

陈元方：教育部试图让一些医学院通过8年制教育颁发医学博士学位的办法来复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成功模式。但其中一些措施只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实质上与协和医学院类似，他们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形成了一所世界水平的医学院。比如，国内最有名望的一所大学仅仅为医学院设置了1年的医预科项目，几乎没有给人文教育多少关注度，并要求学生在本科教育的最后三年进行高度专业化的医学训练。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有些大学认为早期专业化可以让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但是我担心这样狭隘的训练，绝不可能让学生获得有能力的医生所必要的素质或视野，更不要说在世界舞台上竞争了。

施一公：一些大学，尤其是专业化和职业化院校，就是为了在毕业后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而设立的。但这不应该是名校所出现的情况。

蒲慕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学生很早就被分了专业，几乎是从他们踏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而且高等教育的范围都非常有限与集中。教育部对学生必须修习的专业和课程作了很多限制。大学不应该沦为职业教育，而应该让学生为此后的一生做准备，给他们广阔的视野和从事他们选择的任何职业的能力，在大学期间应该给学生更多自由去了解自我，发现自己的热情所在。

陈元方：确实如此。我的两位同窗毕业后立刻就被分配到航空航天科研机构。尽管他们一开始没有任何太空医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知识，两人后来都非常成功，并当选国际宇航科学研究院院士。这是因为他们从协和医学院预科开始就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学校聚焦于自然科学基础、素质、能力和潜力教育，而不是专业技能，因此无论他们进入哪一行都能成功。

龚克：早期专业化的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为了促进工业化，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复制了前苏联的教育模式，把综合大学分化成各个领域的专业化学院，如机械、建筑、航空、铁路与造船。尽管这种模式20年前已经得到逆转，但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陈元方：这种局面亟待尽快解决。否则，我们将会陷入高等教育的死胡同，这不单是在医学方面。问题是，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哪类人才?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但是这远远不够。我们真正最需要的是在各个领域具有远见卓识、想象力和勇气的领袖人才——他们是中国的未来。

高松：我完全赞同。当前，从教育部到教职员再到学生，专业化的问题在每个层面都根深蒂固。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显著提升创新能力，因为创新越来越需要更广泛的视野。

施一公：由于过于强调就业和直接适用，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很多优秀人才在社会、家长、舆论的重重压力下已然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可能不只存在于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