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发表的演讲。
今天讲三个方面的内容，我将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的角度，简单地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90年代中早期，这一时期的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70、80块钱，广东打工的挣200、300块钱，而在这之前，工资被压得低，利润就显得很高，增加的利润交给国家。因此，这是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早期。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压抑工资的现象基本得到解决。在这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之前反映在企业其他成本中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等开始反映在工资中，成本变得更加真实化了。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以后多元所有制兴起，使得这段时间的劳动力得以释放，人口红利充分显现。因为市场放开，早期的乡镇企业无力竞争，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垮掉了。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07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前面这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能够达到9-10%，经济运行基本健康，当然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养老、医疗、住房等都存在扭曲现象。现在，我只讲工资方面的成就及问题，因为虽然其他方面既有成绩又存在毛病，但是存在的扭曲能够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总体来说经济健康发展。
2007年是个拐点，这一年我们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部法律存在很多弊端：从2001年到200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为6.7%；2007到2012年这一数字为12.7%，超过了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比较大的弊端。弊端在于：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降低了，即工人可以炒雇主，而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却是可怕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这样的法律无法实现，因为美国人考虑负面清单、劳动权利。当我们把法律拿给美国人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因为底特律就是因为福利太高，垮台以后只好往回走。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减慢，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就要回落，而且会回落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出台，而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经济刺激之后到现在的这一阶段，问题出现三期叠加的情况：
第一期，我们现在处于换挡期，必然要换挡。也就是说，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11年的时候是8.1，现在是10.1。另外，劳动力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人群减少了300万（16至59岁），以后还要减。同时，工资增长率大于劳动生产率。去年人均GDP是7500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的人均GDP是吉隆坡的1.16倍。此外，工资没有灵活性，并同时被劳动合同法削弱。
第二期，我们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的政策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及过剩产能。考虑到中国的现状，我们需要缓慢地、稳妥地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一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恢复就不会很乐观。
第三期，由于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停滞陷阱。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是我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这样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问题。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而是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保证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应由农民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等的问题。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无法应对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讲了。如果我们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那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10年，还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然之后一旦风险爆发，将无法收拾。现在我们在研究十三五规划，我们认为，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要落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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