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个人对中国改革发展现况的理解为界，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为模型，中美体育界法治事例为案例，谨就如何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取信于民，用体育运动服务于人民，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并参照中国和美国一些社会情况，世界主流应发展方向和有关法理法文的依据作一介绍和展开讨论。本文尽量以事实和理性分析为据，避免随意猜测性和结论性的判断，敬请读者中的左派或右派在“拍砖”时，也尽量减少您个人意志倾向的色彩。 

继提出“四个全面”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瞻仰中共七大会址时又强调要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要永无止境；要继续与时俱进。这反映出他从政治家的角度，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作出的一个相当客观的评价。本文谨从如何全面实现依法治国这个命题来开始分析。

类似中国在1980-90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否是方法论的讨论一样，尽管社会制度各异，用“法治”还是“人治”来治国理政在东西方的历史上也已经过几千年实践和理论发展并时有互相借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中，有很多良方可以对现代治国理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西方文化发展中，同样也通过总结经验、发展理论用以指导治国理政，并被其他文化的国家所借鉴。作为一个进步的社会，需要以公平正义为基点，实现管理社会服务人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何种方式的社会，其政府必须通过立法、执法来规范、限制、限定或无限定给与授权和被授权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法治”程度的高低则是是相对于“人治”情况而言。所谓“公正”则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是否符合政府的法律？ 是否符合自然法则的规律。这样就导出对法律的认知分类； 其中最主要的为“自然法则”（Nature Law）和“人为法则”（Positive Law）两种。其关系为自然法则为基础，人为法则是对自然法则的包含，支持，延伸，规范和限定。（注：Positive 为拉丁词汇. Positive Law refers to man-made law, or customary law or law enacted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y）.

建立在资本发展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和认为人为法则可补充调整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市场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就是西方近代史上出现的一种理论，也是目前中国所借鉴西方理论来立国的一个主要理论基础。从“法治”还是“人治”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古代所主张的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等，与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1863年为当时美国政府所重提在1384年出现的民权、民主、民生的主张等等也是相互印证，或有己长。所以，如何做好实现依法治国都要尊重自己历史，借鉴“他山之石”，定位社会现实，依照公平标准，通过法律程序实现上述公正的两种含义。

要在实践层次上做好并深化公正，首先要在理论层次上对法律的来源、出处、功能、执行和限定方面上要有一个理性的理解和标准。这方面应是以法理法文为基础的，从而独立于任何政治功能的。 政治上的考量在法律程序后期有时会出现一部分，但为从属性的、阶段性的，以支持法律基础和依据的主导性和长期一致性为目的。我认为这也是习近平所看到的中国现状同他所提出的“中国梦”在法治现实上的差距所在。所以他反复强调中国国家的政策、方针、规划、法律，要能够承载历史和科学的检验后才能下结论。这也是他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家的所在；设自然法则为自己的设想、行为、和结论的基础，而不是本末倒置，诸如中国的其他一些提法，立论在先，证明在后。因为从理性上讲，人们的任何理想目标都会同现实有一段距离，都受限于自然法则。因为我们都是客观宇宙世界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充其量我们人类目前暂时在地球上处在自然选择和淘汰的顶端。我们只要认清这个道理，以这个道理为行为准则，我们就能无论在国家层次，还是在个人层次的追梦方向和道路上保持自我纠偏的能力，能够以自己有限能力和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

用建立在美国独立宣言（自然法则的表述）上的美国宪法为例，它的前言部分和后面十大人权附则修正条例为典型的自然法则的表述，而其他部分则被认为是人为法则对自然法则补充调整的表述，用以包含、支持、延伸、规范和限定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个人权益的界限，以及联邦政府内责任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唯一可称为准体育法的法律是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业余体育法》。其主要目的为建立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USOC），并规定其为负责美国运动员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国家级领导机构。那么以前美国运动员如何参与国际赛事？以前是由美国的业余体育运动联合会（AAU）来协调。那为何不让业余体育运动联合会继续协调工作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业余体育运动联合会禁止拥有运动鞋厂商商业赞助的运动员参赛；其二，禁止女性参加径赛项目比赛。这种选择性的商业限定和性别区分在当时的风头上，触犯了建立在自然法则上的美国当时平权运动的大忌。这也就不奇怪美国《业余体育法》作为“人为法则”的表述出现。美国国会通过人为立法有效地将业余体育运动联合会的国际比赛的协调权转移到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除了在一些案件中有争论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否具有国家主体的功能外（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到目前一直是否定的），目前的文献检索都说明美国涉及体育运动的法律案件最终判决都基于其国内的联邦和地方的普通法律，并以此为管辖和衡量依据。而美国国内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大都是以自然法则的案例法为基础和起点，以政府法规条律作为人为法则的表述，向大众进行公示以及实施政府管理和社会服务。

中国体育深度改革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借鉴如何让“人为法则”来规范体育活动以符合“自然法则”的规律。

借鉴之一：理顺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员会以及各单项体育协会的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组织同政府法定和实际公共权力的关系；理顺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关系。理顺后更为清晰的关系则是人为法则下的简政放权，也是授权或集权的依据。其中最具有前瞻性的一项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员会都要分别自问自己是否想要或者能够名副其实地承担一个国家主体的法律功能？参照美国的类似情况对比中国体育界现况，承担与否各有利弊。国家体育总局虽从行政关系上为中国政府部委办局的一个单位，但这只是人为法则在政府管理机构上的表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任务并没有在自然法则上被赋予国家主体的法律功能。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参加体育运动，不增强体质，国家体育总局没有任何法律权限对其人身和财产进行执法处罚。国家体育总局的政府法律权限仅限于对其公共资产资源的管理，如所规定的公共体育场地面积、器材装备、公共项目的规模大小及时间安排等等。仅在公共体育场地这个问题上，国家体育总局对应地方政府来讲也并无土地管辖权，只能同地方政府协商解决。因此在全国以出让土地使用权来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的潮流中，违反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所颁布的有关体育场地体育法规的事例不计其数。因为这两个中国政府的职能部门都无直接土地管辖权。同理，任何新的政府领导或职能部门，如为实现某一目的所设，请首先考虑处理好“自然法则”的遵循和“人为法则”规范之间的关系。否则，其结果好的时候，会被誉为“还是满拼的，”其结果不好的时候，则被称为“太任性了。”

借鉴之二：在清理现有法规政策条例时，应以自然法则为基础，人为法则为框架以包含、支持、延伸、规范和限定国家体育总局、各体育组织同各利益相关方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权益的界限。权益的界定和透明会有助于利益相关方互相尊重，按法律章程和程序规定行事；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案可查，有例可引，先后一致。需要与时共进在普通情况下也是通过既定程序和步骤逐步地改进；从而使各利益相关方的人们能够自觉尊重和遵循现有国家法律，并以此规范自己行为。在诉诸法律解决纠纷时，能够做到依照国家法律，参照前例、类例、或旁例，预示社会进步方向，以公平、公正、合理、理性的方法来处理案例。这样才能同国家整体法律系统一致，同步实现小到法治体育，大到宪治国家。以上借鉴一和借鉴二应为国家体育总局的宏观工作。

借鉴之三： 在决策、管理、处理或应对日常微观事务工作中，应在人为法则的框架下，一定要以不违反自然法则为底线，将与自然法则相一致为目标，并将其作为调整标准，逐步完善。在同自然法则的标准有差异时，让人为法则的表述、做法和精神向自然法则来靠拢，让人为法则通过符合自然法则的程序去进一步完善。

谨以最近媒体报道的有关“三大球”的一些实例简要进行案例分析。女篮比赛中0.6秒内能否完成空中接球、落地、起跳、投篮的系列动作？尽管篮协默认在其制定的以人为法则为框架的女篮联赛（WCBA）规则中有可能实现，但这与自然法则的生物物理基础不符合，所以篮协对申诉方的违规处罚才在公众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足协对历史上“阴阳合同”的仲裁决策过程更反映出其仲裁委员会对中国现有的法律基础和系统的不尊重。仲裁决定上对法律条款的采用不是个人的“菜篮子”，想装什么就采用什么。仲裁立案用一两个工作日就能够走完程序，或要求当事方用一两个工作日走完既定程序的本身就涉嫌违反了自然法则的程序公义。同美国的很多体育案例相反，在没有自己制定的章法、条例可循时，足协仲裁委员会则找理由抵触走出现有体育法规以外，来寻找可以适用的中国政府的普通法律法规。排球裁判对主场的偏袒哪儿都有，但排协申诉和监管体系则要保证客队在非主场的劣势上是在一个可管控的范围，以保护体育运动本身在自然法则下对大众来讲能体现公平竞争性。

没有任何一国的体制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是人为法则对“过去时”的表述，并要保持其一定的稳定性。哪里都需要体制改革，因为改革才能与时共进，帮助事业的发展和提高政府的服务管理效率和质量，使其更符合于自然法则。毕竟现有体制是由人并为了人和适应社会的发展所建立的，所以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体制内利益相关人的与时共进观念以及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的改进。习近平2013年曾引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古文来提醒中共的领导干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出自《孟子•尽心下》中“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古文解释是：贤人先使自己明白，然后才去使别人明白；今天的人则是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却想去使别人明白。无论在何处，只有通过与时共进地不断学习，才能进行观念的更新和进步。

在中国的深化体制改革方面，首先要改变、更新、深化、整合思想观念。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现状下，最主要的是在探索人民和政府，经济和法律系统等在社会中的功能和关系中，将依宪治国和依法行政视为一种宝贵而脆弱的社会资源，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文明从“丛林法则”向一种目前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社会约定的方向进步。尽管我们作为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和不足，尽管法律本身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界定不足或过分, 但自然法则的基本理念在法治系统上的体现，则要求在依法治国时要尊重法律程序和内容的公义，以及制定法律规则一方（权利方）的首先自律守法（即古人及世界各主要宗教在自然法则上所认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例如，美国以各州的地方州法为执法标准，禁止人们在受影响下在公共道路上驾驶车辆 （包括醉驾、毒驾、医疗手术后不遵医嘱的驾驶、情绪心情不稳定下等等的驾驶）；而中国是用国家法律目前仅明文禁止“醉驾，”并正在讨论是否明文禁止“毒驾”等等。而针对飞机驾驶员，美国是用联邦航空总署（FAA）的联邦法律禁止其在受影响下驾驶飞机; 硬性规定飞机驾驶员“从酒瓶到发动机油门”必须要有8小时的间隔。前美国航空总署署长罗比特（也是持照飞机驾驶员）在2011年底的一个周六被指控在受影响下单行路逆向驾驶车辆（醉驾），下周的周二就被迫离职。相信有心读者会从以上实例， 诸如围绕人们在受“影响”情况下，地方州法对应陆地车辆驾驶，联邦法对应航空器驾驶等等，看出如何适用于人为法则和自然法则来处理类似事件的关系。

法律上的决定和解释应是基于法律原则做出的，它有时虽有政治考量，但决不应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且，同法律法规有关的程序也应尽量以公开的方式在一个透明的体制下进行。因为包括在政府公信力内的法律合法性应是建立在公开、公平的政府立法，司法和执法管理程序之上。要相信自然法则的公义在人为法则框架内的功能，要相信必要的程序公正会暴露并纠正法律和管理系统及其内容本身的错误。请回顾几千年的中外历史和现状，尽管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但是一个效率低下的法律和政府管理系统注定会阻碍一个进步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一个失败的法律和政府管理系统注定终将会把我们带回“丛林法则”时的混乱的无政府时代。所以目前中国体育界改革深化的关键出路在于：引领体育事业要遵循“自然法则”，发展体育产业要规范“人为法则”。作者也希望本文的基本原则同样对其他行业和读者个人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