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速下滑可能带来三重不利影响
从201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滑。去年7.4%的增长速度是从1991年以后最低的，并且还在继续下滑，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只有7.0%。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速度下滑，改革开放以后这是第一次。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会有不良的影响，首先就是失业率。其实企业离职率已经很高了，如果增长速度继续下滑，可能有些看不到未来前景的企业就不干了。
第二，如果我们现在调查发现企业的情况不好，对未来的前景也不好，他就关门了。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在投资上的高杠杆率，如果过多的企业关门也可能导致局部性的金融危机。
第三，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比2010年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速度只要每年7.2%，那我们前面四年的速度高于7.2%，后面如果低一点，大概是6.6%就可以了。第二个增长目标，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翻一番，我们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每年大概是千分之4.9，相当于0.5%，如果更多地往劳动力去倾斜的话，第二个增长目标也有可能达到。如果说降到6.6%，收入分配还要往劳动者倾斜的话，这样的话企业承受不了，就导致企业关门破产，失业的人也会增加，银行业会关停。
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导致增速下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7.0%左右，我认为应该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这个，6.6%加上0.5%就是7.1%。我认为这不仅是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是这样，而且整个“十三五”的经济增长目标应定在7.0%左右，在工作当中要力争超过7.0%。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而且是不断地下滑，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对症下药。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长时间持续下滑。对这个下滑现在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观念。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是体制机制结构问题造成的，这个下滑是必然的，是内生的，不应该去干预，干预的话可能造成体制机制结构问题更严重，这是一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体制机制的问题，这个不能否认，而且应该创造条件来改变体制机制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导致增速下滑。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机制问题、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但是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其实更多的是外部性。只要拿数字来仔细分析，这并不难理解。
短期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第一驾是出口，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到今天占世界GDP生产总值一半的美国、欧洲、日本，都还没有完全恢复。美国经济好像复苏得比较好，去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2%，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0.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口率会减少。我们从1979年到2014年，按照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长率是少了很多，这样会造成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因为第一驾马车跑慢了。
第二架马车是投资，增速只有13.5%，这是从2000年以来的投资增长速度最慢的。为什么投资增长速度这么慢呢？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有关，每个国家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这些项目经过几年了，大部分都已经建成了，但是国际经济还没有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一些反周期的措施，那投资的增长速度一定下滑。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国际上增长比较快。但是从2015年第一季度来看商品销售总额只增长10.2%，这在国际上应该算很高，但跟我们自己比，是九年来最低的。为什么消费增长比率低呢？原因就是就业的压力大了，大家对未来的经济预期不明朗。
由此分析，我觉得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速度的下滑不能说没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但是我相信那是一部分，因为体制的问题、机制的问题、结构的问题在2010年以前都存在，怎么会在这两年表现出来？我想更多的还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
既然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为主，政府就应该有稳增长的责任。从这个责任上面来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都用了一个词，我非常赞同。我们还是中等发达国家，接近危险的空间大，而且我们国家各种稳增长的措施多。但是研究经济增长，从依靠出口的角度来看不太可靠，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都还没恢复。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太可能恢复像过去每年出口10%以上，那么要靠我们的内需。内需有两块，第一块是投资，第二块是消费。从投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投资的领域非常多，因为作为中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我们的基础措施很完善。但是，基础设施包括连接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包括地下铁路和管网，这些都需要投资，这些投资回报率会非常高。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也是我们回旋的空间。比如说发达国家现在产能过剩，经济疲软，那他们产业升级的空间就会很少，因为他所有产业都在全世界最前沿。我们现在跟他们差了很多，像3D打印等，我们有很多方面的产业可以拉动经济。
第二，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基本完善，顶多就是老旧。那么老旧的、改善的跟现在欠缺的、瓶颈的那些基础设施投资相比，那当然瓶颈的投资回报高，老旧的、完善的回报比较低。所以我们在判断中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时要注意这一点不同，不能简单地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例子映射到我们自己。
中国在投资资源上相对好，因为政府的财政赤字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相对低，只有不到50%，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我们有的只是过去的地方投资借短债做长投。去年财政部允许地方政府发城市内的债，我认为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发展的空间很大。中国民间储蓄在全世界最高，占世界的50%，外汇储备3.8万亿，在全世界最多，这一点也是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这种外部的冲击，他们的经济也下去，但是他们受限于政府的干预手段，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反周期的措施。
我们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即使今年两次降准，我们准备金达到18.5%，我们的利润达到6%以上。所以我想把这些政策空间用起来以后，我们应该有能力靠投资来启动经济，而且投资了以后，创造了需求，创造了增长，也创造了就业。有了就业以后的话，那收入增加、消费的信心也会增加。投资跟消费增加的话，我相信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力争达到7%以上，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这些条件不是一年两年会变化的，我相信在未来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应该没问题。
目前存在三个似是而非的误区
这些条件非常有利，问题是你能不能把那些有利的条件用起来。比如说一个千万富翁，即使他有很多钱，如果不吃饭的话，他也会饿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前段时间里面有很多讨论，是似是而非的讨论。这里面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般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再搞投资拉动了，应该改成消费拉动，因为他们简单地把投资拉动等同于产能过剩，投资拉动是不是一定就产能过剩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大家知道建材行业、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确实有产能过剩。这个产能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是9.7%，1979年到2014年，现在变成了7%左右，那产能过剩就出来了。但问题是你是不是不再去投资钢筋水泥了？当然不，我们可以投资产业升级，我们可以投资那些基础设施。所以简单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这是不合理的。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而要投资一些产业升级，跟我们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产能过剩的行业反而会减少。
第二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雾霾，我们的雾霾严重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快，这是似是而非的观念。在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30%，现在的人均GDP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达不到。他雾霾的程度一直比我们严重，所以并不是说把经济增长速度放下来了，雾霾就会减少。不能说经济增长的速度跟环境没关系，但这不是根本问题。环境污染跟发展结构有关系。我们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的特性是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是能源的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相对于在农业耕种阶段的时候，跟在高收入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时候，环境压力就大。在老牌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当他们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新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台湾，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因为这是产业结构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我们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利，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环境恶化。但是我们能改善的是加强监管，加强监管会有帮助，能缓解，但不能根除。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这个说法不太成立。因为如果我们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那意味着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要延长，如果我们不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就没办法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
这种情况下想说把我们的产业结构改为以服务业为主，除非到了高收入阶段，可能占GDP的70%到80%以上，否则想过早发展服务业，就会停留在低收入水平，而且产业结构改不过来。结果因为服务业水平低，制造业多，所以环境压力会更大。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08年的以后，我们投了很多基础设施，发展了基础设施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既然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差，就不应该做。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周期长。第二，基础设施回报是长期的项目，如果是一般的制造业就是十年，那长期的项目，短期的折旧率低，因为回报率低。第三，基础设施的投资很多都是外部性的，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供给的时间减少了，企业的交易率就下降了。汽车的轮胎折损少了，企业的回报率就多了。所以跟基础设施的回报跟一般的民间产业回报有必然的联系。即使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还发现一般的基础设施回报比一般的产业回报低，这种情况下政府该不该做？如果你要民间去做，你要给他垄断力度。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给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上面有垄断的话，那对经济发展不好。如果说不给他垄断，民营经济不去做，那政府该不该做，如果政府不做，你会发现基础设施的欠债就非常多，民营企业也发展不起来。实际上这就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问题，八十年代以后在华盛顿公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下，当时就认为既然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就由企业来做。结果发现只有一种基础设施民营经济很积极，就是移动通讯系统，其他的基础设施基本没人做。所以今天你到发展中国家去，不管是拉丁美洲还是南洋那边，都是基础设施欠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应该做，而且应该政府来做。什么时候做最好？如果政府该做的话，是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做好，还是在经济疲软的时候做？如果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政府不做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过热。这种情况下，应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来做基础投资是最好的，既使是你做分析回报率低。
其实我在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2009年创造了这个观点。现在国际上有了这个共识，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专门有一章来讨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来搞基础设施是最好的时候。其实这是中国的经验。国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按照经济回报率，说政府不应该做。我想这是妨碍我们，在利用有利的资源来做稳定增长反周期的一些观点。
那么在做反周期的时候政府可以做的是基础设施，我很高兴4月30号证监局会议做出了对当前的经济情况的议题，基本上就主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大家要支持消费等，我想这些措施是很积极。如果把这些措施都用了，把我们能发挥的空间都用了，那维持7%的增长是有可能的。
今天的报告黄益平要我多谈一下投资的领域，我想谈的是产业升级，这方面的投资机会到底有没有。有人说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就没有了，其实这种看法不正确。因为我们现在是中等发达国家，五类产业面临大量投资机会。
技术追赶型 利用后发优势
第一类，就是现在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德国是40000美元，他们能有那么高的人均GDP，就意味着他们的技术和产业附加价格比我们高。他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价值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还在赶超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我们的投资机会非常多。比如说我们要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那怎么做？
既然国外已经有这些产业，他的产业比我们高，我们要发挥后发优势。就是到国外去并购，那些拥有比我们先进技术的企业，不管是在德国、美国或者是在其他高收入国家。只要并购了以后你就把他的技术引来，你的技术就能提升，你的产业产品的附加价值就可以提高。
这方面我们的民营经济做了不少，比如说三一重工到德国并购了一些工程机械方面的。我到泉州也是有一个泉州工程机械，他是做钻机的，国内的一部钻机是50万美元，德国的钻机是500万美元，功能是一样的。他们发现有一家德国的公司是第三代人，再加上经济形势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把德国公司给并购过来。
最近我跑了一下成都，有一个很新的公司专门做排气的汽车零部件，他就到加拿大并购了一家专门做零部件的知名公司，同样的情形因为他们是第二代、第三代人，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不好，他经营压力很大。我们国内的市场空间非常大，并购过来技术就引进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到国外并购的前提是什么，有公司愿意被买过来，其实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面临新常态，我们在经济相对疲软，发达国家的经济比我们更疲软。你并购的前提是有公司愿意卖给你，如果没有的话就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现在发达国家就业形式不太好，失业率超过10%。你去有这种技术和产业的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你就可以雇佣当地非常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我最近跑了一圈，发现有不少企业已经这么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更多的是像华为，中兴，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这个例子很多了。
其实在传统产业里面也有，最近我看到南京有一家民营经济，做玻璃机械的，同样国内的生产价格低，国外的价格高，他就到德国一个小镇去设立一个研发中心，雇佣当地的科研技术，就一下子把他自己的技术水平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做得非常成功。
再有，我们过去的招商引资很管用，因为我们中国要是维持7%的增长，7%的增长代表什么？代表每年对世界市场的贡献率是25%到30%之间，因为现在国际上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就在3%到4%，我们既使是说7%的增长，我们占全世界13%，对世界市场扩张的贡献率是25%到30%之间，还是全世界最快的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年从发达国家进口那么多产品，看到技术含量比我们高，附加价值比我们高，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把他们吸引到国内来生产。
吸引外资到国内来生产，可以帮助他们进入我们的市场，而且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工资水平比较低，他到中国来设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没有下降，不仅可以进入中国市场，而且还可以很快为中国为基地，他的产品可以卖到世界市场上去，这样的机会有很多。
比如说江苏泰昌设立了一个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专门吸收德国的中小企业到泰昌来投资，2014年有吸引了220家德国的中小企业，投资额一下子达到了20亿美元。这是很好的例子。
我觉得做这些首先要有市场，企业为主导，但是政府也要扮演一个角色，如果你要到国外收购，你要解决资金的问题。如果你说要到国外去收购，在国外设立文化中心，你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外交签证的问题，包括法律、会计、金融服务的问题。你到国外招商引资同样有这些问题，必须有园区的问题，必须有跟他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问题，还有产权保护的问题，这是第一类，追赶型的。
技术领先型产业 仍要政府支持
第二类，我们现在是中等发达国家，其实也有不少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或者说跟发达国家的企业的技术差距不大。这种领先型的产业，最明显的是家电产业。刚刚说了，我刚刚从福建回来，福建有一个民营企业生产汽车的挡风玻璃，他现在是全世界第四大厂。
这些企业既然已经都在世界最前沿了，他的技术和产品必须自己开发，但是他们的开发其实是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一些基础的知识，产品是几篇论文。第二个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确实需要企业自己来做。但是基础科研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其实主要都是政府支持的。
我们国内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做玻璃确实做得非常好，他们每年在产品开发上面投资30亿、40亿，也非常多。但是你问他基础科研是什么？他也是跟大学合作，申请科技部的项目。跟美国也是一样的，他也在美国设立一家研发中心，那是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项目。所以一方面是要市场和企业，第二方面是在政府给不给他支持。
这些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国内，也可以设在国外。设在国外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他可以跟使用者接近。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形，比如说我们的厨房，厨具，因为讲现在的卫浴厨具在国际上是领先的，不同的国家使用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中国做研发，你要按照中国市场的需要。
为了进入当地的市场，除了设立研发中心，有时候还有品牌认知度，中国的品牌在认知上，跟德国、日本不一样。可是我们实际的技术上，跟日本和德国那些追赶型产业有差距，但是我们处于领先型的没有差距的，但是品牌认知度还有差距。这种情况下可以并购国际上曾经在这个产业领先的行业品牌。
在江苏我看到一家做婴儿推车的牌子，他的产品跟国外没有差距，那他在国外卖价格低了很多，所以他最近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做婴儿推车有名的企业，当然还包括一些他们的设计人员，一下子他的利润率就高出很多，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当然这些机会是要企业主动出击，但是也要政府支持。比如说基础科研方面，如果在国外设研发中心，或者是购买品牌，也有人才的问题，法律的问题，隐私保护的问题和金融的问题。
退出型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第三类，退出型的企业。这里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已经有品牌优势的，就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皮鞋、服装、小家电。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鼓励支持一小部分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品牌、研发、设计，你要支持这些企业，企业首先必须有这种能力，但是政府也必须支持。比如说他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你肯定要设立一些职业培训学校，都是中专或者大专支持的，这些企业进入微笑曲线两端。
加工部分有一部分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但是我觉得空间不大，如果用机器人替代成本比较高。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产业从二次大战以来的情形看，也就是说最早开始日本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六十年代的时候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借用这个机会发展起来了，那些都转移到大陆来了。
我们现在也已经到了日本当年产业转移的阶段了，我想不管你用什么措施，想暂时延缓转移出去，但到最后还是要转移出去。转移出去有两个问题，其实大部分的台资企业，港资企业，已经转移到大部分了，到越南去了。
我们大陆的企业在转移的时候比他们更为不利，因为他们是第二次转移，环境比较适应，我们是第一次转移。大部分老板在四五十岁，外语也不行。
第二是转移到哪儿去？早期第一批的像台资、港资，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但是你必须要考虑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拿个比例来讲，水缸里的水满了，往水杯里面流，水杯一下子也满了。其实这几年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工资的水平比我们还低，但是增长的幅度一定不比我们慢，甚至比我们还快。所以现在已经转移到这些国家的企业，一般认为在那些国家顶多就是再待三年五年，也必须再转移一次。
因此在这样情况下，转移出去的企业我们必须帮他克服两点。第一就是再转移。第二，到底转移到什么地方比较好？
我认为非洲更好，年轻人很多，要到那么一个地方去，他一个人不敢转移出去，我觉得可以抱团出海，让我们政府跟当地政府讲好，设立工业园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转移出去的企业创造第二春。
可以帮我们将GDP（国内生产总值）变成GNP（国民生产总值），他们转移出去以后，附加值比较高的零部件，机器设备还可以从国内买，所以这种情况下会有利于我们转型升级的。这里面有不少是以市场为主，但是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
第二个类型，我们过去的增长速度是10%，现在变成7%左右，一下子掉了30%，建筑投资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从我们国内的角度来看是产能过剩，但是它绝对不是旧的技术，因为大部分的这些产业，技术其实还非常先进，在同行业里面一点不落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确实是产能富余的，但国际上短缺，我前面讲基础设施到处是瓶颈。
所以应该结合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战略，一带一路是以互联互通作为抓手的，那国外要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可能是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另外一方面可以把我们的生产基地搬过去，因为到处是短缺。这样可以解决我们国内富余产能调整的问题，当然也要解决人才的问题，资金的问题，还有法律保护等等这些问题。
弯道超车行业：大有市场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的产业。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他的特征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而且产品跟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几个月、半年，就可以研发出来，比如说像手机。雷军做手机只用了一年。另外互联网、微信抢红包非常热，但是抢红包这个产品是几个人两个星期设计出来的。由于现在电子讯息产业出现了一个特色是什么呢？这种产品的研发是以人力资本为主，而且研发的周期特别短。然后这方面其实我们国内还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有大的市场。
另外，如果是做手机硬件的供应商，我们国内各种生产配套齐全。所以在国内只要研发出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快就会变成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我们有些产业上面确实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把这种弯道超车的可能性用出来，当然一方面还是要有企业的积极性，第二方面政府也要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孵化基地或者是金融的支持等等。
战略性行业：要靠中央政府投入
最后一类是战略性的产业，它的特性是资本投资特别大，研发周期特别长。但是跟国防有关的，像飞机、超级计算等，还有一些核心芯片。其实它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的话，企业是不愿意做的。这种产业要存在就需要中央政府的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能不能做一些事？地方政府搞一些投资，让地方政府多做一些事，因为这些战略性的产业想要落地在什么地方，其实有很多外部性，因为有很多配件等等，需要其他产业配套。然后那些跟他配套的产业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
另外这些核心的战略性产业有科研人员，他怎么安家，怎么落户，子女怎么教育的问题，我觉得地方政府也可以配套，我觉得把这些配套做好了，就能把战略性的产业吸引多这个地方来。那这个产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利，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利。
就像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中所说，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我们的回旋空间非常大，而且我们有利的条件可以稳增长的措施很多，只要我们在认识上是正确的，不要受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左右，利用好我们的现有的条件，保持7%的增长，在工作当中力争7%以上完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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