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极为深刻的代际革命，涉及几乎所有领域。也许只要五年，中国各领域的资源配置结构，也就是权力结构，将与今天完全不同。

　　企业界的代际轮替：从地产到移动互联

　　如何理解本轮股市上涨?显然，我们看到了活跃的政府力量。在房地产业无力带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希望通过活跃的股市，给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但是，支持什么?初步观察本轮行情，表现最抢眼的股票大都来自于成长型行业，如互联网+、文化娱乐、医疗养老、节能环保及其他新兴产业。

　　这是新一代人经营的新产业。或许可以说，本轮股市行情实际上正在展开资产控制权的一次代际转移，活跃的股票市场是完成这一转移所必要的平台。

　　我们做一个中国企业家史地简单回顾：截至目前，控制资产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约有一代半，三类企业家：

　　第一代，七十年代末以来，集中计划体制崩溃，市场开始发育;九十年代初，市场化重新启动。这两波市场化塑造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多集中在制造业和商业贸易领域。他们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并让中国再度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的重要角色。这是第一类企业家。

　　九十年代以来，差不多是同样年龄的一群人，杀入房地产业领域，这个行业成为富豪生产线，目前各种财富排行榜上，最富裕的人主要集中于这个行业。这是第二类企业家。

　　一直到今天，上述两类企业家控制着市场中的大部分资产，其年龄已在六十岁左右，差不多已到爷爷辈。

　　过去十年来的互联网冲击波，催生第三类企业家：集中于信息和网络领域，年龄在四五十岁，与上一代仅隔半代。其中的代表是BAT，近两年出尽风头，股票市值急剧增长。

　　这意味着，资产控制权已开始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企业家手中转出。但这只是开始，更大的变化在移动互联+，由此正在涌现出中国第二代企业家群体。

　　中国人口规模庞大，语言统一；中国人合群、好热闹，又好变、喜新；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支撑智能手机高速普及；高等教育快速普及，青年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凡此种种因素，让中国在移动互动领域占得全球之先机。中国的年轻人眼中放光，基于移动互联的创业正在青年中成为风潮，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如此热闹。

　　青年在市场中崛起，需要金融市场配合。股市活跃的实体经济基础，正在于此。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的功能正是把资产转移给创新者，他有企业家能力，愿意创新，但他没钱，金融市场要给他钱。

　　这一轮股市活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种作用。如果日渐活跃的股市围绕创新，制造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必将刺激青年人创业，让创新成为一种制度。可以预料的结果将是，由BAT启动的资产控制权转移过程将较为迅速地完成。

　　容我大胆预言：再过几年，市场中大多数资产的控制权将转移到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手中，中国经济将在此资产控制权转移过程中，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由此方有长期稳定增长。

　　无法设想，习惯于炒作地产、年龄已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会进行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香港经济已无可挽回地衰落，香港青年在本地不可能看到希望：香港经济被大地产商控制，而地产财富天然压抑一切创新活动，地产商最有钱的经济体，不可能有任何活力。

　　如果一切顺利，资产控制权转移到青年手中，移动互联就将迅速而全面地渗入经济社会所有层面、所有领域，把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把投资与消费各个领域，尤其是各领域相互联通的成本压缩到最低，中国经济就会突破现有瓶颈，并且，引领全球新经济形态的涌现。受中国文化影响，中国青年人有创新精神，且有天下视野，如果股票等金融市场积极配合，那么，这一控制权转移是可以完成的。

　　思想学术界的代际轮替：青年一代不再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

　　事实上，代际革命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在其他领域逐次展开，比如笔者略微熟悉的领域：思想学术界。

　　当下中国思想学术界有一批老人，七八十岁，是文革前进入学界的年轻人，现在年事已高。中坚是七十年代末进入大学的“老三届”，年龄在六十上下。另有一批学者，八十年代初中期入大学，年龄在五十上下，其思想观念完全受老三届一代影响。

　　总之，在当下中国学界，五六十岁的学者拥有资源控制权，占据着校长、院长的位置。他们塑造了八十年代，也始终守护八十年代。过去三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传八十年代之道，其所关心的问题、讨论问题之思想、学术资源、所使用的话语基本停留在八十年代，尽管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已有巨大变化。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思考中国问题，当下中国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中国缺乏思想引领，而听任偶然事件的摆布。

　　还好，近几年来，学界景象正在悄然变化：一批年轻学者涌现，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普遍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大学学习，接受过极好的教育，比如曾留学国外，相比于八十年代学者，学术训练更为扎实、专业。目前陆续进入学术界的年轻人，也在不断壮大这个青年学者队伍。

　　在去年底的莫干山论坛开幕式上，有青年学者对八十年代学者操控议程、以权威身份发布真理的姿态，深感不满。类似的反抗在学界各个角落，其实不时发生。而八十年代学者也将陆续退休，交出学术资源控制权。

　　或许可以说，思想学术界的代际革命正在发生。这将对中国的思想学术产生何种影响?此事高度复杂，笔者只想指出一点：八十年代学者深受文革、尤其是七十年代中期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故对中国文化多持负面看法，只有若干具有深刻反思能力者例外。而青年学者基本没有这种情绪，对中国文化反多持肯定态度。显然，这种态度之别，对于思想、学术之基本取向，对其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设计，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