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孩在微信朋友圈买了一种号称能够补水保湿的面膜，用后不仅皮肤未见变得年轻，反而得了红肿发痒的过敏和皮炎。近期，朋友圈里的这起毒面膜事件一经国内媒体报道，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哗然，人们纷纷掏出手机，打开朋友圈，重新审视在里边忙不迭的发图发文、从事海外代购的“朋友”们，并开始思考：在这些流传于微信好友间的衣服、箱包、面膜、首饰中，有多少真货，多少属于假冒伪劣？微信圈里的那些朋友，到底有多靠谱？

　　就事论事，在微信圈里卖东西、做代购都是属于营销学里典型的“熟人营销”。众所周知，人们往往倾向于信任自己关系圈里的人，而不是那些素未谋面、仅凭借网络等虚拟手段“结识”的朋友。如果说微博是陌生人关系的缩影，那么微信朋友圈就是熟人社会的缩影。

　　今天所谓的朋友圈，无非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圈子文化”与现代网络技术的结合，打破单点之间的人际关系模式，以几何级数复制出了无限广阔的人际网络。微博“病毒式”的介入传播，加上强信任度的封闭朋友圈，造就了一种类似于“癌细胞扩散”的自我传播模式。在这种可自我复制的模式下，卖家已经无需再多么费力地做网络营销宣传，圈子里的“朋友”们会主动“帮忙”。

　　如此的描述是不是听上去颇为熟悉？它让人不由自主联想起曾经流行的传销活动。原本老实巴交的一个朋友，不知中了什么邪，一天突然开始卖起了产品，不仅是卖，而且是带动全家老小，现身说法，只要见着熟人朋友就急切地推销产品，并且还拉人入伙。一打听，原来是加入了某非法传销机构。这种恶性的营销方式，对熟人圈子的疲劳信息轰炸，与今天微信朋友圈的营销手法不无相似之处。但事情的蹊跷之处在于，无论其多么的不靠谱，当年仍然有很多人着了传销的道，正如今天的不少人还是上了微信朋友圈的当。

　　归根结底，大家还是想挤进所谓的圈子，对人际的圈子有所渴求，因此甘冒风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进了圈子能带来什么实际好处呢？一是了解比公开流传的信息价值更高的所谓内部的消息，二是只有圈里人才能享有的特殊资源。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熟人社会”的吸引力和运作模式——有了关系，才好办事。

　　 美国记者布德瑞（Robert Buderi）写过一本探讨中国人际关系的书，叫做《Guanxi：The art of relationships》。这本书以当年微软入华建立研究院的故事为主线，分析了外资在中国做公关的潜规则。布德瑞认为，要想在中国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顺利办成事情，“关系”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要想在华获得一定的关系，就得靠混圈子。

　　但是，布德瑞并没有把关系简单理解为“relationships”，而是使用了中文“关系”的音译。此举颇有深意。“guanxi”相对于“relationships”，恰如微信微博相对于国外的facebook，twitter。与国外这些非功利的、纯粹的朋友圈生态不同，中国式的关系平台更强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连接，而不仅仅是感情、兴趣、共同爱好的连接。朋友圈里售卖的面膜和所谓海外代购商品，为中国式的“关系”写下了今天最佳的一条注释。

　　多年来，中国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方式，基本上是一种至上而下的“倒金字塔”模式。在上者数量稀少，却可以拿到最多的社会资源，而居其下者，数量庞大，但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少。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几乎决定了这些年来中国人际关系的模式。

　　微信圈里的面膜们无非是中国特色的“关系社会”在今天的一个变体。一方面，国内的网络朋友圈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营销圈和代购圈，每个人都宁愿相信，凭借朋友圈的关系，自己能够低价购买到国外优质的消费品，或者获取一些圈子带来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人际关系信任度又在不断下降。一份社科院的调查统计显示，中国人际的信任度指数十几年来一直走低，社会普遍陷入了一种“信任危机”。

　　相反，在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地方，据我的了解，人们也并非不讲圈子和人际关系，但那种“关系”（relationships）似乎要纯粹、自然得多。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信任度也明显高于中国。当然，我指的是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不是指中国人之间那种混圈子培养出的信任感。笔者人在国外的岁月里，曾经吃惊于人与人之间看似过分的信任，例如：租房的时候从不换锁，从来没有接到任何陌生人的诈骗电话，没有人在facebook里卖东西，朋友之间也很少谈经济利益……这些在国内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参加外国的酒会时，中国人通常会感到很不自在：那里没有我们熟悉的圆桌，人们也并不依照私人关系的紧密度围桌而坐，胡吃海侃。西方人的交际方式正如他们开放式的酒会。大家齐聚一堂，交杯换盏，举着酒杯频繁在不同的“圈子”之间穿梭。人们之所以能以如此的方式处世、交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相对平均分布的社会资源，获取资源的管道也更为多样。人们并不依赖于那少数的几个“圈子”来获得人际关系资源以及晋升的机会。

　　这其实就是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所说的“社会资本网络”，只有当人们参与的集体活动越多，社会资本的积累才会越繁荣，社会信任度和经济活跃度才会越高。这是已得到学术界公认的美国经济繁荣的原因。但普特南也提醒我们，一旦人们不再真正的走到人群当中，坦荡地与陌生人交流，用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交际圈，那么整个社会的“朋友圈子”会很快退化到狭隘的、功利的小圈子里。在那里并没有真正的友谊和感情，而只剩下了利益的算计。

　　微信朋友圈折射出了我们当下的纠结生活：对他人处处设防，不愿信任。同时，我们又盲目信任所谓朋友带来的实际利益，以至于连网络虚拟的朋友圈也设置了层层门槛和限制。或许，这就解答了为何今天的朋友圈充斥着这么多的商品代购，即使假货横行我们也笃信人际关系捆绑着的利益链条。那是因为充满了利益诉求的“guanxi”取代了原本相对非功利的“relationships”。从布德瑞所写的外资企业入华这样的大事，到为自己的脸买一张面膜的区区小事，我们无一例外都得求助于“关系”。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多么崇尚人际交往，而是表明，整个社会似乎已经被一种体制化的“关系”和它背后的逻辑绑架，人与人之间已经无法愉快地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