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对政商关系比较感兴趣。有两个概念，西方的政商关系称之为企业家的政治，中国的政商关系称之为政治家的企业。

　　西方的政商关系：企业家的政治

　　首先讲西方，西方现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后来产生了城邦国家，这些城邦的主人是商人，也就是企业家。后来，由于市场有限，而企业家有发展需求，因此需要国家也就是市场的统一。统一国家需要钱，国王便向商人借钱。商人说，我借钱给你可以，但要有一个契约，就是保证国家统一以后，不掠夺我的私人财产。这就是契约文化、私有制的产生。

　　今天，好多经济学家所说的私有产权、契约文化实际上是西欧特殊历史的产物。西方民主第一拨主导者就是企业家。到了近代，工人阶级发展壮大，开始跟企业家分享权利，这是大众民主的开始。

　　企业家怎么来影响政治呢？就是通过捐款。我们今天说，部分中国企业家贿赂政府官员，实际上，西方国家通过政治捐款的形式，将这种“贿赂”合法化了。政治捐款是西方企业家影响政治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当然也有很多企业家自己去参加议会选举，西方很多国会议员都是企业家，而且他们支持固定的代理人。企业肯定会影响政治，二者的关系想分都分不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人一票的民主法治实行以后，对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人一票的目的就是一人要拿一份社会福利，而人人共享福利的前提是人人要贡献福利。但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只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却保证不了一人能贡献一份。这使得西方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社会失衡。

　　二战后，欧美国家大幅扩张社会福利，企业负担不断加重。欧美的企业很聪明，从八十年代开始主导全球化。全球化冲破了固有国界和政治控制，把资本运用到全球范围内，逃避国家的规制。最近，美国打算取消政治捐款的限额，若果真如此，这对世界政治来说将是一件大事。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开始实行大众民主，企业家不能过度参与政治，企业家可以捐款，但即使捐款也是有限度的，可现在却要取消这个限度。

　　在我看来，取消政治捐款上限是违背企业家政治的。西方的问题，完全出在企业家政治上，这使得奥巴马在很多事情上做不了主。奥巴马想改造华尔街，但却做不了主。企业家的政治体制也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政商关系：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

　　再看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倒过来的，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存在国有企业，国家长期垄断一些重要的市场。国家通过税收制度、货币制度以及各种方法论，实现了对社会阶层的控制。“市农工商”就刻意把“商”放在了最后一位。中国历史上不乏做得很大的商人，但商人一旦做大，皇帝就会叫他做两件事，以控制其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一是让商人买地，你不能有那么多资产，我把土地给你，把你绑架在土地上。二是让你的小孩考取功名、从事政治。一个土地，一个功名，这种做法有效地消解了商人对政府的威胁。

　　从学者角度来说，政商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问题在于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边界，政治的边界是什么，企业的边界是什么，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

　　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

　　就政商关系而言，我们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学到很多东西。政治人物要发展经济，需要依靠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如果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发展。西方走的是企业家政治这条路，亚洲四小龙则是利用政治人物和企业家，大力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它们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150年走过的路。

　　与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唯一的不同就是还有国企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可以学学新加坡。从比例来看，新加坡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可能比中国的还要高，但人家确确实实做得很好。就拿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新加坡机场来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虽然做得很大，但它的服务却远比不上新加坡机场。二者都是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别，需要我们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