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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创新,第一重要的是“创新力量的浓度”
周其仁: 创新,第一重要的是“创新力量的浓度”
2015/5/26 10:09:32 | 浏览:911 | 评论:0

创新最重要的是浓度,就是同样想法的人,有多高的相互激发的频率,这非常重要。浓度超过临界值,才能进行很多化学反应,否则就会孤掌难鸣。

周其仁: 创新,第一重要的是“创新力量的浓度”

  自从踏上被称为“创新的国度”的以色列土地,我们看到的创新其实非常少。以色列的大巴司机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耶路撒冷老城收门票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有什么不一样?事实上,那里的多数东西没什么新的,多数技术也没什么不同,《创新的国度》这本书的题目存在着过度夸大的问题。一个国度里多数事情并没有什么创新,跟全世界其他地方差不多,如果拿以色列人均GDP35000美元的标准来看,它甚至比人均GDP3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还更朴素一点。

  这就带来一个观察背后的思考:创新是非常少数人的活动。即使几百万人口的创新国家,800万人口拥有3.8万名科学家,从事创新活动人的也只是极小一部分,但是科学家的密度和浓度很高。创新为什么难呢?和大街上多数人聊起创新,人家不见得会响应你,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卖烧饼的、端盘子的、看门的、开车的,创什么新?当然是流行什么做什么,习惯什么做什么。所以要理解一点: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是远离创新的,这就是创新的困难所在,创新者一呼没人响应,你听多了就会被按住。

  在什么条件下,创新的想法才能强壮起来?我认为要把创新力量凑到一起去,否则没有浓度是不行的。我一直在想,如果以色列1948年不建国,会有今天的影响力吗?大家可以说犹太人有影响力,但永远不会说以色列有影响力。把厉害的人凑到一起,这个关键词就是浓度,我们多少企业真正注意和谁来往呢?到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去,说到创新,主要指的也就是硅谷,但如果从别的方面看,美国的理发师跟世界其他国家的理发师也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美国多数地方也没有什么创新,只是享受了创新外溢的结果,真正的创新永远只凑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这对我们有什么指导意义呢?企业做决策时有很多选择,进军什么样的产业,做什么产品,到哪里融资,可有没有想过要把企业放在哪儿?一定要放到有呼有应的地方去,改革开放30多年,只有深圳、中关村等几个地方有模有样,就是因为那里的响应度高一点,“怪怪”的人多一点。

  人什么时候干事越来越有劲?有同伴的时候。什么叫同伴?第一,愿意听你说;第二,有可能听得懂;第三,听懂了会欣赏你。有时候一个人讲话就是讲给几个人听的,得有人欣赏。听完别人的讲话后鼓掌,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响应。如果千年以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过着一样的日子,只有一个人去说创新,那就会被看成一个怪物,就被扼杀住了。

  所以,创新最重要的是浓度,就是同样想法的人,有多高的相互激发的频率,这非常重要。浓度超过临界值,才能进行很多化学反应,否则就会孤掌难鸣。所以企业一定要把自己放对位置,如果想走创新的路,就要凑到有其他创新的人的地方去,这在我看来比什么都重要。我不认为二战时犹太人表现得好,因为面对暴力时无法抵抗、无法有效地组织军团,就是因为浓度不够。再好的教育、再强有力的东西,如果浓度不够也不行,所以犹太人之所以要复国,就是在增加浓度。

  总结一下,我不相信所谓的国家创新,所谓创新国家就是那么几块地方,比如硅谷,比如以色列。很多中国企业家没有足够重视位置这一决策变量,其实位置比产品重要、比产业重要。我们生在哪个地方,不一定要在哪个地方干事业,中国文化对离开家乡的评价很低,认为背井离乡、客死他乡最悲惨,其实现代化就是“客死他乡”,下决心别死在你出生的地方,到更好的地方发展,因为那个地方的浓度够高。

与创新相对的不是失败,是庸俗

(廖宇)

是不是真的只有美国那样的环境,才能产生出那么多具备划时代意义的创新?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准备更进一步大发展的契机之下,我们的参照系到底应该选择均衡稳定的欧洲,还是两级分化精英争先的美国?

周其仁: 创新,第一重要的是“创新力量的浓度”

  4月份的最后一天,著名的电动汽车产业翘楚特斯拉宣布进军能源领域,推出适合家用的Powerwall能源墙和商用的Powerpack能源包,其中一款容量达7千瓦时的储能设备售价仅为3000美元。

  清晰的产品线,时尚的外观,冲破市场束缚力的价格,再加上老男孩马斯克几乎斩钉截铁的愿景描述,能源互联网的明天瞬间被这家硅谷公司高亮展示出来:这一次又是有梦想的美国人准备把世界变成一个人人皆可产生交换能源的互联网“夹”。

  习惯了高调地推出市场概念之后再徐徐讲述产品内涵的特斯拉这次带给中国舆论的冲击的确不小,很多人在对这样爆炸性的产品有没有前途议论纷纷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

  在“有”的市场里生存需要争夺,在“无”的市场里生存就要创造。大部分人习惯的还是从1到n的红海竞争,对从0到1的突破性举措说起来艳羡不已,但真的去做还是顾虑重重。

  但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德国的媒体却表现的非常淡定。著名的杂志《明镜周刊》轻描淡写地发了一篇关于特斯拉与汉堡的一家售电公司数年来在储能并网与电力交换方面的悠久历史的文章,着重推出了德国人对此类颠覆式创新一贯的立场:美国人就是喜欢炒概念,这些事和技术其实我们早就有了,并且做了很多实践。

  一边是不断地盲目羡慕和跟随,其结果是热闹非凡舍本逐末;一边是持续地低头实践和矜持,其影响却远不能盖过喧嚣。如果我们对比中国、美国和德国,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那些真正富有活力充满激情的创新,是不是只有美国才能有?

  创新来自于有远见的顶层设计和优美的文化环境

  马斯克急急忙忙推出储能产品的原因之一当属顺应加州政府最新的储能政策,同时也看到了全世界发展新能源和建设能源互联网的大势所趋,加上硅谷本来就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一家汽车互联网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能源互联网公司并不突兀。这种宏观层面的推波助澜和文化层面的兼容并蓄,的确是产生真正创新的最好源泉。对比之下,创造出自驾分享用车模式的Uber却在中国步履维艰,成都和广州等地纷纷对此类私车参与出租运营的做法叫停甚至取缔,而出租车业的不少人也聚会游行从心理上判定其为非法载客。

  没有充分的政策和文化环境,创新的生命力随时可能奄奄一息。Uber这样允许私车参与叫车服务的模式之所以瞬间风靡全球估值数百亿美金,与旧金山政府的宽容大度不无关系。而旧金山出租车从业者的转型之快,市民和乘车者的适应及推广能力之强,也是此类创新得以存活的关键。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一个国家何以营造出好的政策与文化环境,我们就必须对西方发达国家在主流精英和政府层面在文化品性上做出深刻区分。西方的主流精英们长期习惯于营造讲究是非底线、自由文明的优良形象,但是在政府行为与国际交往方面呈现巨大的利益性指向。这两条底线并行不悖形成的合力就是:文化上对精英个体有强大的吸引力,政策上尽可能在所有人感觉良好的时候获取最大利益。这种底蕴不仅使得美国此类发达国家在彼此和自身的发展道路上独树一帜渐拔头筹,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人群和公司都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感召力。

  不可否认,硅谷的阳光,斯坦福的豪奢就是一种最显性的文化张力,无时不刻都对创新最关键的因素产生最深远的影响——国际化的人才会往那里聚集。

  创新需要一批可以管控国际化人才的职业精英

  特斯拉在硅谷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室内的篮球场,上千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挤在一个很大的厅里办公,即使是CEO高管也不过是拥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而言。这种国际化和扁平化的管理体系折射的是一个几乎在欧美已经耳熟能详的常识:最完美的创新必定来自于群英荟萃的多国部队,最优秀的公司势必寻找到一个办法来管理和驱动那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天才们。

  而恰恰是这一点让试图孕育顶尖创新的中国步履维艰。从顶层设计来讲,目前火热的“一带一路”战略事实上已经占领了极高的制高点,试图将中国数十年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在全球找到最好的投资与合作机会。这种体量上的优势虽然拥有战略上的先发,但却在战术层面为人才的短板所困。整体而言,中国的精英们还尚无管控国际化人才的经验,即使是那些屡屡打出创新旗帜的互联网英雄们,其发迹的实质还是依托于海外层出不穷的技术和国内群涌而至的庞大市场。

  这种窘境与目前火热的全民创业时代相结合,必然使得在中国孕育的创新无法产生像特斯拉和Uber这些公司一样的行业影响力。不少试图下海的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事实上并不真正具备文化和语言上的优势去操控一只高效的国际化团队,而一流民企的国际化道路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像西方企业当年那样拉着一个拉杆箱带着一堆钞票不断宣扬自己的理念和产品,率领一群当地人组成的混合部队融入当地经济圈的项目经理和高管并没有大量出现的迹象,尽管事实上中国的80和90后已经拥有了全球最一流的教育和成长背景。

  这一短板的形成关键当然还是在文化熏陶上。本质上来讲中国的文化的确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上。最近几年虽然有更多企业频频走出海外在欧洲投资,但最大的风险和困难已经被公认为并非是法律和技术,而是文化上的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很难用精确的语言去表述,但是却可以用积年累月的实践不断弥补,而这恰恰是年轻一代人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陷阱的必经之路。

  创新必须采用合适的手法保持住最核心的创造竞争力

  国家发展进入中等收入的高位阶段,必须要摆脱的一个陷阱,就是不能太片面和迷信市场的力量,而要把能主导产业升级的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提高到至少能和欧美发达国家接轨的水平。企业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选择是,如何真正提升人均工作岗位所创造的价值。

  而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先进企业和大公司的自然性闭锁。

  以德国汽车制造业巨头大众集团为例,其2014年全球的盈利为179亿欧元,其中52亿欧元为其在中国的各个合资企业分红所得。看上去如此重要的中国市场,在过去30年形成的各级合资中方企业,却从未形成全球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拥有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大众最核心、拥有最高产品附加值的技术创新和制造工艺,理所当然的被保留在德国本土。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个也无法解开的困局:创新的庸俗化和资本化。

  如果没有像韩日那样在赶超欧美雄心引导下的国家整体协调的产业升级,没有跨行业跨国界的系统性协调和布局,看似遍地黄金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转型发展,很容易再次演变成大炼钢式的跃进突击。

  这两个窘境合在一起之后就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由于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端需求只能在发达国家得到满足,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专利保护和市场运作形成系统性闭锁;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尤其是商业精英为了获取更好的投资机会和持续的高回报,不太容易形成协调发展的主流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自发性的创新诞生,也很难存活于真正的市场竞争之中。

  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在目前方兴未艾的团队协作工具领域中,无论是阿里系的钉钉,还是成名很早的teambition、风车、worktile、明道等等,虽然拥有巨大的资金和市场支持,但是在产品功能和稳定性上却远不如一个中国科学院下的小团队做出的叫科研在线的产品。这个几乎默默无闻、囊括了会议组织、团队文档分享和视频会议系统的产品团队就像当年不知道该如何商业化的联想一样,虽然在技术上亮点颇多,但是在商业模式和盈利可能上几乎还是空白,获得资本和市场关注的机会也非常少。类似这样的具备一定核心创造力却被传统工业体系束缚着的创新,出路之渺茫几乎可以想见。

  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来讲,每一次划亮夜空的美国式创新本身的确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但一次次层出不穷的创新案例却足以让人们去思考:是不是真的只有美国那样的环境,才能产生出那么多具备划时代意义的创新?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准备更进一步大发展的契机之下,我们的参照系到底应该选择均衡稳定的欧洲,还是两级分化精英争先的美国?

  答案一定是开放式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记住这句话:创新从来都不与失败相对立,它的反面只是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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