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是美国华尔街市场的操作准则。高盛公司最近被联邦政府起诉，就是因为在2007年向顾客发售次级房贷担保的债券，同时让另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对该债券卖空。高盛辩解的理由是：利用次贷的弱点来赚钱没有错。但它却使相信高盛公司商誉而购买该债券的投资者大放血。利己而损人，为高盛惹来了官司。

　　将华尔街市场上的“利己”提升到国家层面，则是美国外交上的“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历届美国总统或国务卿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I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对某一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因为该国违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Against the interest of America）。美国的对华政策，当然也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顺藤摸瓜，人们可以体会到，美国其实并不希望两岸关系走得太快或太近，其原因是：美国把台湾看作在西太平洋防线上的一个据点，台海局势一变化，美国就认为牵涉到美国的国家利益。除此之外，美国人对“藏独”运动的支持也是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关吗？若干美国人为分裂新疆运动助威，也是牵涉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吗？人民币升值真的能为美国找回一百万个就业机会吗？这些以正常逻辑思维得不到答案的问题，正困扰着美中关系的正常运转。

　　凡在中国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战争，以及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的海内外华人，对中国的关心多半根深蒂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傲然自立，初来美国时最大的愿望是美中关系正常化，对于美国的“联苏制中”颇感忧虑；1969年，美国开始“中苏并重”，立刻感到耳目一新。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有美国学者开始提倡“联中制苏”，使人大开眼界。有这种提法的美国学者，多在中国出生和长大，像费正清、鲍大可等。但不论美国怎样改变，美国领导人都是说：美国这样做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尼克松扛了30年反共大旗，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1972年他去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也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1979年卡特总统决定与中国建交，自然也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对国家利益的强调，暗示着世界各国的活动都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点。如果有谁违反美国的国家利益，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小布什主张的“一枝独秀”的主要内涵。

　　比之美国的“利益挂帅”，中国古代先贤孟子却有一套迥然的治国理想：天下不是只有利益，还有仁义。

　　按照孟子的思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有必要设身处地，照顾到中国本身的客观现实，不能锱铢必较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比如，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多4倍，土地面积差不多一样大，但中国的可耕地面积远不如美国。在那块土地上，中国政府要维持13亿人口的温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任务。中国政府能完成这项任务，就是对人类和平与稳定的重大贡献。如果美国尊重这一现实，最终也符合美国的“利己”原则。

　　“利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要素，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为利己而伤害到别人，结果却有可能适得其反。如果世界各国都唯利是图，不遵守国际法，不尊重别国利益，世界和平就会成了一句空话。孟子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扩大言之，则是：“各国交征利，则世界危矣！”美国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应该在这方面有示范作用。美国有必要在“利”与“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事论事，干预西藏事务，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无关；抓住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不放，也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无关；人民币升值也无法解决美国的就业和复苏问题。美中关系上所以有这样的综合症，是因为美国对自己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患得患失，于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借不同的问题对中国发动攻击。原则性强的中国反而不会挑战美国的地位。

　　因为中国首要任务是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符合社会正义的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建设中西部、扩大内需、更新基本设施、缩小城乡差距，以刺激经济，并取得令西方国家惊叹的成效。而这也引发了美国对中国的不安，借人民币问题频向中国发难，在美中关系上平添了一份纠结，可谓“损人不利己”。

　　美国如此为了“小利”而维护国家利益，显得狭隘、短浅，倘若能同时照顾到中国的客观现实而改善对华关系，则是兼顾了“义”。可以预见，“义”将带来“大利”，双方关系的改善将带来“双赢”，这显然对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