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经常听一些人说中国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政策不够好。如今，可以说中国各级政府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政策，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因此，很多原本安安静静待在实验室里的科技人员心有所动，有些人已经卷起袖子开始创业了！
美国激励创业的法案和计划
拿美国来说，对科技人员创业有激励作用的，只有一部国家法律和两个国家计划。
法律就是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在此之前，美国政府资助完成的科研成果是属于国家的，该法案将所有国家资助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自动归属该机构。
两个鼓励科技创业的计划：一个是“小企业创新研究经费”。上世纪70年代由美国科学基金会（NSF）首先推出，目的是为了解决小企业在争取科研经费时经常处于不利境况的问题。初步成功后，美国政府于1982年开始将该计划推广至其他机构。另一个是“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该计划是为解决产学研合作中市场失灵而设计的，特点是通过小企业和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合作，从而建立起连接基础科研和创新成果商业化之间的桥梁。
美国大学又是如何利用这部法案和相关计划的呢？以科技创新创业做得最好的硅谷斯坦福大学为例，该大学于1970年就成立了一个技术转让办公室，其使命是把学校老师们创造的可用技术转让给工业界。然而在最初几年，由于知识产权归属于国家，每次转让都需要得到政府许可，程序非常麻烦，因此成就很有限。也正因如此，斯坦福大学成为推动拜杜法案的重要力量之一。该法案通过后，学校有充分的权利、动力和自由度，来决定相关知识产权的去向和分配。对于被成功授权给商业界的知识产权的收益，目前斯坦福的大概做法是，减去技术产权转让过程产生的费用后，学校、学院和发明者各得1/3。对于教授创业，该校有严格的规定，只能在教师轮休年可以进行创业活动，在平常的工作年份，教师不能在校外任全职，而校外兼职（包括参与创业）的总累积时间不能超过总工作时间的20%。
事实上，斯坦福大学作为世界创新创业型大学的榜样，主要创业活动和成就来自它的学生，例如雅虎、谷歌、Sun Microsystems等都是学生的杰作。教师辞职成功创业的案例也有一些（例如思科由斯坦福大学网管中心的职员创立），但很少。教师们主要是通过学校的技术转让办公室，把自己的发明转让出去，或者通过指导和投资学生的创业公司，来参与创业和分享成功。
创业是一种淘汰率极高的危险游戏
科研人员创业有一个极大的误区，就是总以为自己非常善于做产品，事实正好相反，没有企业经验的科技人员根本不会做产品！特别是资深科研人员，在科学和技术研发方面虽然有很多经验，但这些经验对于开发商业化的技术产品完全无用。
那么，怎样才是做产品的正确方式呢？我介绍一种最近在硅谷流行的“精益创业”法（可参考Eric Ries所著《精益创业》一书），这种方法对擅长做实验的科技创业者们比较适合。
首先要为技术找对市场。一项实验室技术可能应用于多个市场的不同产品，例如某项X光技术，既可能用于医疗设备，也可用于工业检测，还可以用于科研实验室。虽然核心技术相似，但每个市场的产品可能完全不同。创业者必须明白，在几个可以选择的市场中，你到底最可能进入哪个市场？做商业化产品切忌闭门造车，因此在产品还未形成之前，关键是找到一些愿意帮你做好产品的领先用户，然后让这些领先用户带你进入他们所在的市场。
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做对产品。从核心技术到一个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有很远的距离，创业者首先需要初步了解相关用户到底有什么具体需求。去和你的领先用户讨论吧。他们会告诉你什么功能是必须的，什么是多余的；什么指标有意义，什么完全没必要。然后，你基于客户的反馈迅速改进，推出新版“最小可行产品”，再回去和领先用户讨论，得到新的反馈……如此循环往复地实验，直到用户对产品完全满意。
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很难推出“革命性”“颠覆性”的产品，也许有几分道理。其实，很多人在喊“颠覆创新”，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人类创新到今天，绝大部分也都是改进型的微创新。
更进一步，该做市场实验了。科技实验都是在可控的实验室里完成，而市场实验是一场难以控制的社会实验，犹如大江大海。科研人员仍然可以从自己所熟悉的“实验假设”开始，这次的假设一是“价值假设”，二是“增长假设”。
所谓“价值假设”，就是客户最希望从本产品得到什么价值。记住，仅“点赞”而不掏钱的用户，不是真客户，可以说，商业世界不掏钱的赞扬都是虚情假意。还有，勉强买了你的产品而不用的客户，也说明你的产品和服务对用户没有价值。所谓“增长假设”，是指在产品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如何让产品在市场上传播和销售，从而实现公司收入增长的假设。
创业是一种淘汰率极高的危险游戏，路上一个坑接着一个坑，每个坑都危机四伏，弱者和倒霉蛋不断被踢出局。你准备好跳坑了吗？
郑永年：新“下海潮”让未来一代企业家崛起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很多人把“众创”和“一带一路”视为是经济政策的两个新主体。不过，从目前情况看，如果这两个主体要成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助力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尽管经济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不可避免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但要实现和维持中速增长并不容易。自去年始，经济增长失去了往日的动力，下行压力超出人们的预期。传统上，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主体即国企、民企、外资和地方政府，都呈现出“不作为”的态势。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失去了过去强劲的发展动力。这里原因很多，包括在反腐败的高压下，官员们明哲保身，不敢有所作为；结构转型困难；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重新定位，市场化方向不明确等等。外资勉强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但扩张有限。这里也有很多因素，包括西方各国和中国本身的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世界总体经济表现差等。民营资本除了互联网这一领域之外，也没有扩张投资的趋向。
同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和维持中速经济增长对中国至为重要。这不仅关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即中产阶级社会），把自身从中等收入提升为高收入社会，而且目前面临的大部分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都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如果有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如果发展停滞，就会成为现实的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政策来提供足够的增长和发展新动力。在这个内容里，人们可以把目前的内部“众创”和外部“一带一路”视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两个新主体。不过，从目前情况看，如果这两个主体要成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助力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以把政府支持和推动的“众创”运动，视为新的经济分权运动，并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众创”政策的理性。首先，就是要实现中共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主题，即市场化。市场化并非经济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只要政府退出市场，市场化就会自动到来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市场化必须由政府来推动。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找到市场化的突破口。很显然，这次选择了金融市场化。这也是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目标。
其次，在改革旧体制方面，尽管有顶层设计和集权，但仍然困难重重。改革国家控制的金融部门，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仍然难以从国家金融系统中得到足够的资金。因此，通过金融分权，在社会筹资成为必然。
再次，金融改革也是让社会来分担风险的必要之举。国有银行不敢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小企业是创业的主体，但其中很大部分会在竞争中失败而退出市场。国有银行当然不想承担这种失败的经济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说，融资的社会化既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也是经济风险社会化的工具。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通过“众创”运动来推动新的创业潮，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中国社会目前的企业家主体，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经济分权（“下海潮”）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个企业家群体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创业的冲动，而逐渐演变为消费群体。也有些则因为知识结构等原因，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所谓的“富二代”的问题更大，很难找到几个有能力、使得人们看到前途的接班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一些政策工具，来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今天，中国政府鼓励包括大学、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的人再次“下海”，加入大众创业潮流，希望未来一代的很多企业家，会从这个创业运动中崛起。
政策准备不足
不过，近来的股市震荡给这个刚刚开始的众创运动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人们开始担心，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不能助力众创运动，反而造成一场金融危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尽管如上所说，金融市场化有其理性，但从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看，有关方面在没有充分的政策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权运动，同时也没有准备好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回应可能的市场反应。这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中国的股市一直被视为是政策市，即政府政策对股市影响过大，甚至主宰着股市。长期以来的政府市已经给股民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传统，即一旦股市遇到麻烦，政府必然出手相救。而政府则往往是从社会稳定等因素来考量股市，一旦出现问题（或者被认为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也必然干预。这次也不例外。这很容易造成股民绑架政府的局面。
其次，政策设计没有充分考量到股民的本能思维。股市不仅是个经济组织，更重要的是文化组织。股市的表现往往取决于股民的文化。而有关方面对这两个方面的考量是不充分的。就经济来说，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本性就是盈利，如果能够足够盈利，资本就会冒任何风险，包括生命。就文化来说，中国的股民历来就有类似于赌徒的投机性。在西方成熟市场，赌徒也是会冒险的，但不至于要把自己的生命赌上。但在中国，往往的情况是，不能把自己的性命赌上的人就不能叫赌徒。这次，无论是散户还是机构，都充分表现出这两个特点来。
其三，有关方面对金融市场化的理解过于新自由主义化。金融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要退出；相反，与金融市场化必须同步进行的是政府要加强监管。没有监管或者监管不能到位的金融市场化，必然导致这个领域的无政府状态。而一旦出现无政府状态，政府的“事后监管”甚至控制就很难有效，甚至弄巧成拙。本来，金融市场化是为了让实体经济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但“众创”已经演变成“众炒”，走向了反面。实际上，这些年来，各种金融市场化工具包括影子银行、各种形式的“众筹”等，不仅无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加快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这就是没有能够科学理解金融市场化、监管不能到位的思想原因。
更为麻烦的是，中国的政策分析者也和股民一样，停留在本能的分析水平。他们对近来变化的解读过于意识形态化，左、右派都呈现出民粹主义倾向。左派谴责政府的市场化改革目标，而右派质疑政府对股市的干预。种种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不仅无助于政策的纠正和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导致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能够有效动员社会情绪，但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决问题。今天在希腊发生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
“一带一路”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如同“众创”，“一带一路”也有其很大的理性。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开放，结果导致了过度依赖西方市场。今天，在西方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西方盛行保护主义，中国不得不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这就要求中国开拓西方之外的市场，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其次，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西方诸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而实现经济再平衡。同样，中国也很难再通过依赖西方市场，来实现本身经济的再平衡，这也是中国走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再次，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资本短缺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同时在很多领域产能过剩。这表明，无论是中国的资本还是产能，都需要寻求新的市场。在国内市场空间不足以消化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中国所需要开发的市场。
为了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央领导小组、亚洲基础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得到了沿边沿岸国家的积极回应，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不过，要实施这个巨大的项目并不容易。迄今为止，尽管政府层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很多其它方面的反应不如预期。因此，如何深化实施“一带一路”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这里需要考量很多问题，而其中下面几个问题至为关键。
政府不能占据舞台
首先是“一带一路”的主角问题。“一带一路”的主体是资本和资本的主人即企业，而非政府。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搭台，但政府不能占据舞台。不过，到现在为止，给人的印象（尤其是海外）是，好像政府要走出去。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尽管有兴趣或者动力，但不知道如何参与进去、做什么、怎么做。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过于积极，而企业从一开始就缺少参与。如果不能把企业的力量动员起来，让企业成为主体，由政府来推动的“一带一路”就很难充满动力，更难实现可持续性。
其次，“一带一路”内容过于单一。现在主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及其所需要的金融手段。的确，中国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经验，而中国过剩的产能也往往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例如钢材和水泥等，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理论上说，过剩资本、产能和技术的结合，可以构成巨大的“走出去”动力。但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在所在国产生国家安全的考量。很多国家往往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而很难接受中国帮助（更不用说是主导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此，必须大力拓展“一带一路”的内容。有关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个。例如早些时候在重庆召开的亚欧互联互通论坛上，除了基础设施、交通、能源、货物贸易等之外，还提出了是否在沿岸沿边建设产业园区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产业园区也是一种可以使得当地政府和人民受惠的方式，即可以为当地政府提供税收和就业。中国也在一些国家例如白俄罗斯进行了试验，但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第三，如何保障资本的安全。“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往往法治建设和社会政治秩序不健全，资本必须冒巨大的风险。正是这个关切，中国的企业还是倾向于在欧美寻找投资机会。要减少企业的风险担忧，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西方政府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可以学习。亚投行已经走出了很大的一步，即通过开放和多边主义的方式来保障资本的安全。类似的方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机构和企业层面。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要提升为高收入国家，接下来的10年至15年时间至为关键。就是说，要实现百分之七左右的年增长。这既需要像内部众创那样的市场化的改革，也需要像“一带一路”那样的“走出去”项目。在实施这些项目中，必然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巨大的问题，但解决问题需要依靠的是理性主义和专业主义，而非民粹主义和运动方式。总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如果过去的数量经济依靠的是经济本能，今后的质量经济依靠的是专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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