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由穷变富，要经历两次大的经济结构转型。第一次是从农业经济转型到工业经济，转型标志是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占比和增加值占比下降，工业部门就业人口占比和增加值占比上升。第二次是从工业经济转型到后工业经济，转型标志是工业部门就业人口占比和增加值占比下降，服务业部门就业人口占比和增加值占比上升。当今世界所有的高收入经济体在发展历程中都经历了这两次转型。

　　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门槛后才会转型。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8000-9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时，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占比和增加值占比开始持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就业和增加值占比的上升，开始从工业经济到后工业经济转型。高收入经济体当中，除了韩国以外的所有经济体都遵循了这个转型规律。韩国的情况是在人均GDP达到转型的人均收入门槛后，工业增加值占比不再继续上升，但也没有持续大幅下降。

　　近年来中国进入典型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中国201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突破8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目前已经超过10000国际元。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应该开始迈入从工业经济到后工业经济的转型。现实亦是如此。2008年以前中国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此后开始持续下降。2008年与2013年相比，工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从41.5%下降到37%，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41.8%上升到46.1%。

　　经济转型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结构变化。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主要工业品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居民对工业品需求增速下降，对服务业需求增速上升。对这个变化更严格的表述是对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下降，即对工业品需求增速与收入增速之比的下降，以及对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上升。以国内汽车、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等几种主要工业最终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来看，1998－1999年彩色电视机需求收入弹性进入下降趋势；2003－2007年冰箱、洗衣机和汽车需求收入弹性先后进入下降趋势。

　　经济转型带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的转移。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工业社会主要是人与机器之间的矛盾，后工业社会是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工业化社会，主要矛盾是机器设备不够用，要靠投资和技术进步解决问题，关键词是GDP、投资、工业增加值、出口。后工业化社会，最大的矛盾是对彼此间的服务不满意，以及本该提供的服务没人提供。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抱怨，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空气污染、居住等方面，所反映的恰恰是服务供求双方的矛盾，是典型的后工业社会矛盾。

　　成功转型需要立足于更新发展观念，纠正对工业部门的过度偏爱。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要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中国政府对工业部门发展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政策扶持。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和主要矛盾的转移，这种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的理念越来越不合时宜。工业部门进一步的产业升级，靠的不是政策扶持，而是制度安排和人力资本，有了这些才有更细密的组织分工和生产率提高。工业与服务业之间不能厚此薄彼。世界上绝大多数高端工业都在高收入国家，而高收入国家都是服务业主导经济，这说明高端工业与发达的服务业相伴相生。没有发达的服务业，也不会有发达的工业。

　　成功转型需要依托于法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服务业和完善公共服务，具体内容是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关键的依托是法治和公民社会。法治的作用，在于确定各个主体的行为界限，带来了行为主体之间的明确预期，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关系。公民社会的作用，在于提高公民素质，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经验，对各种权力形成有效制衡。

　　需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型。随着经济发展矛盾的转移，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愈发凸现，政府职能转型的任务愈发迫切。政府职能转型的方向，是从发展导向型政府向民生导向型政府过渡。如果不能照着这个方向尽快行动，也就意味着政府把政策资源过度集中在过去的特定利益诉求，而不能满足更普遍的新生利益诉求。这有悖于经济转型大趋势，不仅政府公信力下降，经济转型势必严重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