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何尝不是我们当下生存困境的隐喻，在手扶电梯上，你会发现社会的失序，这种失序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从管理者、安全监管员到小职员甚或路人的角色中，“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你的人生随时可能终结于下一部电梯

　　电梯吃了一个人。

　　明明是《焦点访谈》，有人却看成了《感动中国》，甚至还帮忙拟好了“颁奖词”：“她，31岁，全职妈妈，在人生最后的8秒，她以一种高高托举的姿态，将生留给了孩子，将死留给了自己，她向世人证明了母爱的伟大，她就是向柳娟，一位伟大的母亲”。

　　湖北荆州安良百货的电梯布下陷阱准备吃人时，三名女迎宾员诡异地站在陷阱前，据说，她们只在母子乘电梯上行到一半时才提醒：“前面踏板松了。”有传闻称维修师傅去配螺栓了，迎宾踏板就那样虚掩着，电梯就那样继续运行着。

　　电梯坏了，没有人断电，没有人放上警示围栏；女迎宾员甚至不知道应该站在下方阻拦行人，事发时手足无措，也不知紧急制动按钮为何物、在何方。是的，当时就是这样，“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如你所见，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高度物质时代与低智商社会。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电梯最多的国家，每一天，在中国有2亿人在乘坐300万台直升或手扶电梯，这些电梯随时可能像一台绞肉机一样收割大人和孩子的头颅、耳朵、手臂、手指、下体、脚趾和生命。没有人知道电梯的寿命仅为15年左右；没有人知道中国的电梯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台电梯在超期服役、带病运行；没有人知道电梯其实是每15天就要维护保养一次的。

　　从2005年开始，中国平均每年要发生40多起电梯事故，约30人死亡。南宁市钻石广场小区电梯间曾贴警告：“这部电梯已经吞噬2条人命，清明节期间请远离电梯”。长沙3万多台电梯有10%在带病运行，长沙电梯应急救援中心成立半年，就救出被困人员392人。

　　电梯界有句行话：“三分靠货，七分靠养”。你的人生如果不想终结于下一部电梯，一要拜托没有坐上拿到了合格证的假冒名牌货；二要拜托商场、地铁没有为省空间而装个倾斜度超过35度的手扶梯；三要拜托电梯上贴着的安全检测合格证不是花钱买的；四要拜托电梯保养员不是楼下修鞋铺的老王，每月收了200块钱，只管扫个灰、打个油；五要拜托乘坐的不是缺了一棵螺栓的报废电梯；六要拜托万一伤残，商场、物业、制造商、维保公司不会互相扯皮把皮球踢烂……

　　电梯原本是安全快捷运送人和物的机器，但它却一再地困人、咬人、伤人，还吃人，问题是出在机器还是人身上？

　　电梯，又何尝不是我们当下生存困境的隐喻，因为你的人生随时可能终结于下一部电梯。

　　在手扶电梯上，你会发现社会的失序，这种失序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从管理者、安全监管员到小职员甚或路人的角色中。在直升电梯中，你会发现社会准则的失效，奥地利生物学家康·洛伦兹说：人群一旦拥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就可能会导致社会行为准则失效。社会学理论这样解释电梯间容易发生凶杀、抢劫暴力事件和性骚扰、激情戏的原由。

　　是的，地产商是个精明人，所以他们会趁机打出这样的营销广告：电梯“梦魇”何时终结？当然是选放心楼盘。

　　电梯“吃”人：小概率悲剧为何让人耿耿于怀

（梁思奇）

电梯应该是电梯，不应该是老虎，谁让电梯变成了老虎，要找出责任人也不难，一是设计制造者或安装者，二是使用者或保养者，还有一个就是检测监管的机构，反正逃不出这个范围。

　　荆州商场“电动扶梯吃人”的视频让人看得心惊胆战，那个年轻的妈妈一下子被吞了进去，走在前面的男孩侥幸逃生。“世人有不测之福，又有无妄之祸”，绝大多数的感受是，“不测之福”少之又少，像这样的“无妄之祸”却似乎无日无之，频发的这类事故让人感觉这世界似乎处处危机四伏。

　　出事的是一个商场，每日顾客上上下下的电动扶梯，竟然是一头假寐的老虎，会突然间张开嘴巴咬死人。电梯应该是电梯，不应该是老虎，谁让电梯变成了老虎，要找出责任人也不难，一是设计制造者或安装者，二是使用者或保养者，还有一个就是检测监管的机构，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个，但反正逃不出这个范围。唯一知道的是那个带孩子逛商场的年轻妈妈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她们去的是商场，不是野生动物出没的森林；她登上的是电动扶梯，不是老虎的背脊。

　　我觉得这样的死亡特别令人恐怖，就跟三年前的“愚人节”，北京一位叫“杨二敬”的母亲因人行道突然塌陷掉进热力井一样。那起事件虽然没有视频，但稍微想像那一幕就足够令人胆寒。这不是流弹纷飞的战争年代，而是和平时期，车水马龙的道路、人流络绎的商场，居然成了随时吞噬生命的陷阱和机关。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事故发生的概率很低，不必过度担心。事实上，危险之所以让人感到恐怖，与发生的概率无关，而在于它的“随机性”：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灾难会落在谁的身上。如果是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或者赛车、拳击、跳伞、潜水，或者乘坐飞机、轮船、汽车等交通工具，发生事故的概率可能比这更大，却未必让人恐怖，因为做那些事是自己的选择。像那个从3.9万米的大气层边缘跳下来的奥地利人鲍姆加特纳，他如果遭遇不幸，大家可能只会惋惜，而不会觉得人人自危，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会选择去做这样的极限运动。但我们却不能选择不去商场、不逛马路，掉进电梯或热力井的概率虽然微乎其微，但你无法防范，只能祈祷老天爷保佑，千万别让自己这么倒霉。

　　但老天爷总是靠不住的。这起惨剧让我特别耿耿于怀的，是那两个站在电梯顶部附近的工作人员，她们拼命去拽那名母亲的手，却不知道摁住那个红色的停止按钮，估计商场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培训。我们做不到让社会上每个人都了解那个按钮——实际上这样做也未必合适，因为有太多无聊或者缺乏公德的人，但作为特定的人员，比如所有使用电梯的场所，其管理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都应该经过相关的安全培训，把它作为一种法定要求，使他们有能力承担起保护消费者、同时也保护自己的责任。

　　那位母亲掉下去时扒着电梯边缘绝望的呼救，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他儿子永远的阴影。这固然是我担心的，但我更担心法律的“缺席”。商场往往是不差钱的，如果因为一笔大的赔偿将这件事划上句号，所谓“吸取血的教训”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那样一来，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对于避免这样的悲剧，并没有比这位不幸的母亲减少丝毫的可能。

　　中国人对生命有一种“侥幸”意识，习惯于把遇到这样的不幸当成一种“劫数”，出了事认为是命中注定，人们更相信“偶发事件”受冥冥之中命运的主宰，而不相信用行为将之改变的“必然”。如果说这是一种关于生命的“文化”，要改变它，除了教育之外，法律作为“制度”的力量必不可少。扯远一些说，如果说“制度”是文化土壤上长出的“树”，那么在制度实施过程中那些受到惩罚的人，就像“落叶”一样起到改良土壤之功。因此，通过法律去追究这样的悲剧中有关人员的责任，给社会上的其他人敲响警钟，才是真正减少它们重演的最有效的手段。